抗日戰爭期間，由于特殊的社會文化方面的規約，少數民族抗戰文學的創作動機和宗旨便是為了完成救亡任務和革命歷史的塑造。愛國激情掌控下的少數民族抗戰文學并不特別注重作品的文學性與藝術性。

誠然，在戰爭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少數民族抗戰文學如此的創作傾向自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但問題是，抗戰文學中的大部分作品陳陳相因，同期或此后不乏邯鄲學步之作。可歌可泣的抗戰歷史與幽微復雜的人性被預設的判定簡化處理。以至于有的論者認為抗戰文學的抗戰性消弭了文學性，救亡性壓倒了啟蒙性，抗戰文學不過是宣傳的代名詞。尤其在少數民族抗戰詩歌和戲劇方面，部分作家直接引入了大段的議論以及當下的政策宣傳。“詩朗誦”運動和街頭戲劇試驗將此類創作推向極致，而詩歌和戲劇文學的蘊藉美則被無情地解構。少數民族作家的抗戰作品極大地強化了經世致用和政治教化的功用，遮蔽了人類自我生存和精神存在的在場。而文學一旦放棄了對終極價值的不懈追索，一旦簡化了對存在之思的追問，中國的抗戰文學便很難與《一個人的遭遇》《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靜靜的頓河》等世界經典戰爭文學名著相比肩，更難以獲得開闊而深邃的人類性品格。

戰爭年代，郁達夫曾在《戰時的小說》中判定：“當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是不會出現‘偉大的小說’的。”原因是讀者每日面對生死的考驗，沒有細讀文學的閑暇，也不會輕易地被感動。然而時至今日，距離抗日戰爭勝利已經過去了70周年，我們的抗戰文學依然不得不面對經典寥寥的遺憾與尷尬。事實是，只有切近人本的細部才能廓清歷史，也只有書寫廣大民眾在戰爭中的生存世態、精神樣貌才能有效地切入戰爭的內核。當下我們的少數民族抗戰文學書寫仍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停留在簡單的國家主義和暴力美學的展示中。更有甚者，將抗戰題材的書寫強行拖入消遣化、戲謔化和娛樂化的媚俗隊列中，輕巧地放棄了嚴肅文學對人類存在境遇的勘探，對歷史真實的質詢以及對民族精神的重塑等重任。

令人欣慰的是，新時期以來，中國少數民族抗戰文學開始有意識地擺脫意識形態化和正史化的規約，轉而以個人化、民間化的立場和話語重新敘述抗戰歷史。意圖揭示出在詭譎的歷史中個人、國族、鄉土與抗日戰爭之間偶然的遇合。比如蒙古族作家烏蘭的小說《富貴榮華的歲月》講述了蒙古營子里的眾生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展示出的人性悖謬。與此相似的還有回族女作家白山的小說《冷月》，作家試圖揭示出英雄史觀所掩蓋的生活真實及個體生命的無意義消殞。這些抗戰文學的書寫，消解了戰爭年代實用理性的緊箍咒，逐漸構建出新的審美視閾。

今天，當我們用回溯的視角來檢視少數民族抗戰文學的書寫時，還可以輕易地指認出少數民族抗戰文學中存在的其他缺憾——民族性質素不夠充分；敘事藝術粗放；人道主義欠缺；存在之思的淺表折射以及對終極價值追求的匱乏等等。但即便少數民族抗戰文學存在如上局限，也不能因此而全然否定它的歷史功績與作家們所作出的豐饒堅韌的努力。少數民族抗戰文學不僅參與作家人數眾多，而且眾體兼備，他們用宏富的創作在中國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文學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比如在小說創作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為李輝英的《萬寶山》和《最后一課》；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大地的海》《爺爺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蒙古之夜》《沙漠中的火花》；馬加的《復仇之路》《潛伏的火焰》《寒夜火種》；老舍的《火葬》及《四世同堂》等。小說之外，少數民族抗戰文學中的詩歌、戲劇、報告文學和散文也呈現出井噴式的創作態勢。例如滿族作家金劍嘯、朝鮮族作家李旭、維吾爾族作家黎·穆塔里甫、蒙古族作家納·賽音朝克圖、納西族作家李寒谷、彝族作家李喬、哈薩克族作家尼合邁德·蒙加尼等作家都為抗戰文學的拓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少數民族抗戰文學盡管存在著藝術上的“失”，但它在文學史上和救亡功用上的“得”也是不爭的事實。它填補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諸多空白，彰顯了中華各族兒女對祖國的深切認同；攜帶著中國人民強大的自我更生能力及博大雄強的抗爭力量。少數民族抗戰文學饋贈給中國現當代文學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文學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僅從這一維度而言，它理應獲得我們的衷心珍愛和無尚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