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軍旅文學版圖逐漸分化、衍變為新的格局。影視化的受益者仍然在這條道路上暴走，而且走得不錯；其他軍旅作家或鐘情于宏大戰爭敘事，或挖掘軍人個體存在的價值意義，或追蹤部隊新變革和重大事件，由此構成了軍旅文學版圖在動態中變化發展的新格局。

軍旅作家不僅要警惕作品文學質感的稀薄，還應關注到現有寫作資源的匱乏。與此同時，追蹤當下軍營變革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當下中國軍旅作家除了要及時把握時代脈絡，尤要從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從而從根本上發掘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寫作資源。

新世紀以來，每每縱覽軍旅文學版圖演變之時，我們始終疾呼軍旅文學要警惕影視化趨向的雙刃劍效應。曾以《亮劍》和《人間正道是滄桑》等大戲為標志，軍旅題材影視劇在全國范圍內熱播，收視率持續走高，引發了全社會對戰爭、軍事、軍營、軍人的熱切關注和軍旅文學影視化創作熱潮。但是，僅就小說文本來說，簡單適應于影視劇的寫法又會導致文學純度的下降，文學自身的美學品格難免受損。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以今天的視角再來回望軍旅文學，我們會發現影視化已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甚至成為了新世紀語境下研究軍旅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的邏輯起點。

在此前提下，軍旅文學版圖逐漸分化、衍變為新的格局。影視化的受益者（如朱蘇進、朱秀海、江奇濤、王海鸰、石鐘山等）仍然在這條道路上暴走，而且走得不錯；其他軍旅作家，或鐘情于宏大戰爭敘事（如徐懷中、王樹增、朱增泉等老一輩作家），或挖掘軍人個體存在的價值意義（如李亞、王凱、西元等“新生代”作家），或追蹤部隊新變革和重大事件（如李鳴生、歌兌等中年作家），且在各自的文學領地上進行不懈的嘗試和探索，由此產生的文學新質構成了軍旅文學版圖在動態中變化發展的新格局。

老作家不忘初心 唱響主旋律

在2010年前后的分界點上來評價軍旅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我們依然可以指出長期存在且較為嚴重的兩點缺憾：一是浮于表面的類型化敘事，二是缺乏力度的現實題材寫作。

類型化敘事的風潮可視作市場經濟操控下，軍旅影視劇持續火爆延宕開來的余波，大批模仿流行趨勢的作品集中涌現。令人遺憾的是，其中不少作品急于獲取高額利益回報而流于簡單、粗糙、雷同，因此沒有彰顯自身的類型性，從而表達出類型文學獨特的資源優勢，并且已然在圖書市場上現出頹相。

現實題材的弱化也是近年來我們討論軍旅文學時反復詰難的話題。當作家們面臨多元選擇，難以在浮躁的氛圍中艱苦爬坡，便意味著放棄了文學理想的苦心經營和文本意境的著力建構。因此，軍旅長篇小說雖然每年都保持了一定規模的生產數量，但無論是在生活鮮度、思想深度還是文學純度等方面均呈階段性下滑趨勢。

然而，“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在并不樂觀的文學大生態環境中，軍旅作家分別于2010年和2014年連續兩次在魯迅文學獎評獎中摘金奪銀。2010年，劉立云的詩歌集《烤藍》、王宗仁的散文集《藏地兵書》、李鳴生的報告文學《震中在人心》和彭荊風的紀實文學《解放大西南》以及陸穎墨的短篇小說《海軍往事》聯袂出擊，集體登上第五屆魯獎領獎臺。2014年，馬曉麗的短篇小說《俄羅斯陸軍腰帶》、徐懷中的非虛構作品《底色》、黃傳會的長篇紀實文學《中國新生代農民工》、賀捷生的散文集《父親的雪山 母親的草地》、侯健飛的長篇散文《回鹿山》等5部作品獲獎。

由此可見，在國家重大文學獎項的評比中，軍旅文壇往往倚重老作家之力支撐起一方天地，顯示出他們某種共有的精神特質。其一是老而彌堅、矢志不渝的拼搏和耐力。兩次魯獎獲獎者的軍隊作家平均年齡分別是63.5歲和67.2歲，都可算是獲獎作者中的老前輩了。令人嘆謂之處正在于此。我們不得不驚異于老一輩軍旅作家的定力與后勁。在今天這個浮躁的物欲社會中，他們能如此水深流靜，筆耕不輟而寶刀不老，頻頻收獲佳作，確實讓人感佩。這既是當代中國作家的底氣，更是軍旅作家的精神。其二是對軍旅文學精神內核的堅守，堅持主旋律的文學表達。老作家們對于文學的執念終于成就了他們的文學地位，這些作品的特質與軍旅文學的核心品性兩相契合，且具有飽滿的內在張力。獲獎作品大部分是典型的軍旅之作，或追憶昨日之舊事，或描摹今朝之軍改，或以父子之情表達老軍人的堅韌與寬容，作家個人的文學修養與軍旅情結共同內化為打動人心的文字。文字背后，是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的軍旅精神內核，其中的力作堪稱新世紀以來軍旅文學的重要收獲。譬如徐懷中的《底色》，就是50年前作家在越南南方戰地采訪的一部“戰地日記”，是一次探索性的、深思熟慮而又水到渠成的跨文體寫作的經典。

此外，由于時代使命的召喚和軍旅作家職責所在，一批帶有濃厚家國情懷的軍旅文學作品應運而生。去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在特殊的歷史時間節點，我們同樣可以看到老作家們表達遙遠的戰爭之時所顯現出的更為開闊的胸襟和格局。如王樹增的三卷本非虛構作品《抗日戰爭》，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際視角，以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每一次重大事件和每一場重要戰役為縱貫，全面真實地揭示了中華民族同仇敵愾、浴血奮戰，最終贏得偉大的反侵略戰爭勝利的全過程。具備同樣品格的作品還有彭荊風的《旌旗萬里——中國遠征軍在緬印》，反映的是1942年中國先后派出20余萬軍隊，以“中國遠征軍”的名義赴緬印作戰的一段驚天動地的壯闊經歷。這種視野的擴寬與調整，顯現出了作家的進步，同時更是時代的進步，彰顯了大國氣象的藝術風范和文化自信。

“新生代”在困境中尋找突圍

以李亞、王凱、西元、王棵、裴指海、盧一萍、朱旻鳶、王甜、曾皓、曾劍、李駿、劉躍清等人為代表的軍旅作家“新生代”，自新世紀以來浮出水面，從業余走向專業，從青澀走向成熟，漸次成為了軍旅文學的希望和未來。

相比于功成名就的老作家和憑借青春文學的熱度迅速占領市場的“80后”們，“新生代”創作群體更多是沿襲傳統作家的生長節奏，摒棄浮躁之氣的浸染，在純文學領域探索前行，最終顯露光芒，其中的佼佼者已經在當代文壇初露崢嶸。

進入新世紀以后，軍旅文學漸趨邊緣化，只有少數執著的堅韌者在“商海橫流”中彰顯出英雄本色，有如“孤島”一般。“新生代”在成長之初緩解了這一現象，他們的創作成果大多體現在中短篇小說領域，數量可觀，并在質量上保有較高的藝術水準。“新生代”的成長環境決定了這些作家再難復制前輩們深切的戰爭親歷和磅礴的集體疼痛，也因此，他們的創作呈現的是從個體的角度切入生活，是對宏大敘事的消解，顯示出迥異于老一代軍旅作家的敘事范式和美學風貌，這既顯露出新世紀軍旅文學與其承接的“新時期”軍旅文學之間創作生態環境以及文學觀念的代際差異，也彰顯了“新生代”作家在新世紀語境下試圖構建獨立美學追求的創新精神和自覺意識。

“新生代”們在文學審美上聚焦小人物的生存感受，傾力展示人物身處大環境之中的渺小與落寞，著重對日常生活的文學性建構。“新生代”的創作集中體現在兩個領域。首先他們大多數有著扎實的基層部隊生活經驗，各自從熟稔的軍旅生活出發，營構屬于自己的一方“營盤”，如王凱專注于巴丹吉林那片沙漠，《藍色沙漠》《一日生活》《終將遠去》《沉默的中士》等作品對年輕一代官兵在軍營與社會的急速變化中面臨的各種尷尬的精神處境和命運遭際進行了富于生命痛感和思辨意味的追問與批判；朱旻鳶將目光投放到他熟悉的南門崗，寫下了一系列富有古典傳奇色彩的基層小說如《壩上行》《美女阿福》《兵頭》《掌門人》《拉練》《天涯明月刀》等，全部依托軍營中度過的青蔥歲月為背景而展開，是對刻下青春烙印的軍營生活的回望，卻注重還原“在場”的鮮活氣息；盧一萍依托喀喇昆侖和阿里高原為背景，他筆下的《藍色士兵》《荒原情歌》《二傻》《天堂灣》《白色群山》等“白山”系列小說具有濃郁的邊疆氣質和高原特色，作家以開闊的視野和洞察生活的能力，以極富個性的敘述表達，塑造了凌五斗這個個性鮮明的軍營人物，輕喜劇一般的幽默文字背后暗含了英雄主義主題；王甜的《同袍》《畢業式》洋溢著濃郁的青春氣息與時尚元素，屬于軍校生投身軍營過程的養成式記錄……這些個性化的文本表明，“新生代”有著本體性的、獨特的、異質性的審美體驗，他們的軍營作品揭示了當代官兵面對社會的急速變化所遭受的各種尷尬的精神處境。然而在這些或戲謔或無奈的文字背后，始終延宕著一股獨屬于軍旅品格的浩然之氣。

然而，當“新生代”所描摹和繪制的“軍營現實”進入到一種過于私語化的境地而無法尋求突破時，他們描繪的軍旅生活的面目就顯得稍嫌狹窄了。近幾年，在完成了最初的對軍營生活的回顧之后，部分“新生代”作家主動突圍，在更為廣闊的軍旅文學土壤之中尋覓新的寫作資源，他們的新作顯示出主動向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等軍旅核心價值的積極靠攏，并從中引發出獨特的思考。西元是軍旅文壇的一匹“黑馬”，他的小說不多，但出手不凡，無論是《死亡重奏》還是《Z日》，都嵌入了作家對武人精神、戰爭與和平的形而上思索，用一種大悲憫情懷來完成對戰爭的自我想象和敘述；裴指海在一系列戰爭題材的寫作之后，也開始思考戰爭后遺癥對人的戕害，他的短篇小說《士兵與蚯蚓》篇幅雖短，意蘊卻深遠，同樣涉及到戰爭后遺癥的主題，僥幸從日軍軍營逃回來的女主人公李菊紅卻差點喪命于身為共產黨員的丈夫手里，它的精彩在于深度揭示人在國與家相沖突時陷入的兩難境地。

令人喟嘆的是，“新生代”著力重整自我、努力尋求創新之時，恰逢軍隊體制的重大調整，給這支隊伍覆蓋上了一層晦暗不明的光影，部分優秀作家如王棵、曾皓、曾劍等已經脫下戎裝，另有一些人則逐漸轉型向影視劇創作。凡此種種證明，若無持續穩定的機制保障，軍旅文學“新生代”前景堪憂。

文化自信昭示未來

通過對近年軍旅文學版圖衍變的匆匆一覽，我們已然望見：在影視化的沖擊和軍旅文學邊緣化的新“雙重夾擊”之下，老作家們以扎實的文學素養、獨步山林的耐力以及對軍人核心品格的堅守，仍然在當代中國文壇獨擋一面，成為軍旅文學的高地；“新生代”作家經過近10年的蛻變，多半加入到專業作家隊伍當中，逐漸顯現出主動承襲前輩作家精神品格的自覺，同時在創作中融入青年作家特有的視角。此外，一些文學新秀借由文學活動和刊物推介得到了伸展文學才華的機會，如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已連續兩屆開辦全軍中青年作家骨干培訓班，集合軍隊作家和業余寫作者進行密集培訓，且初見成效，依托《解放軍文藝》《神劍》《前衛文學》等部隊刊物，已出版數期專號，其中不乏新人佳作。

粗略看去，這是一個梯隊鮮明且帶有傳承和延續性質的寫作隊伍。然而進入到文學文本深處仔細考察，仍然能夠發現不少漏洞，真正經得起推敲的佳作仍是少數。

2014年《人民文學》第8期隆重推出“軍旅文學專號”，集中刊發了周大新、周濤、朱秀海、徐貴祥等軍旅名家的散文，特別是重點推出了以魏遠峰、王凱、李駿、裴指海、曾劍、王甜等為代表的“新生代”的中短篇小說，陣勢頗為令人矚目。然而，這個精心組織的豪華陣容的集體亮相和這些被精心挑選和組構的小說作品，并沒有博得應有的掌聲和喝彩。人們發現，這些作品中尚存在人物形象不夠豐盈、內涵不夠深入等諸多問題，有的則流于蒼白的模式化寫作。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軍隊有關部門的牽引下，一批圍繞抗戰主題的“大部頭”長篇小說和報告文學應運而生，是近些年主旋律長篇作品最強勢的一次“回暖”，可以視為新世紀以來軍旅核心精神最為集中的表達。作家們目標一致地尋求自我能夠駕馭的角度切入抗日戰爭、復現民族歷史。然而這批作品推出之后，最終真正獲得文壇認可和關注的卻是寥寥，仍舊陷入了軍旅文學內部的自我循環體系之中。由此可見，集團式、命題式書寫雖有助于軍旅作家的集體吶喊，但也容易與文學自身規律相齟齬，未必就能夠提升作品的文學高度。

另一方面，軍旅作家不僅要警惕作品文學質感的稀薄，還應關注到現有寫作資源的匱乏。《抗日戰爭》《旌旗萬里——中國遠征軍在緬印》《吾國吾土》諸作，難能可貴之處在于立足于當代視角復活其歷史戰爭，為軍旅文學提供了新意。但當下有不少軍旅文學作品仍僅滿足于簡單地回顧歷史，缺乏深厚的軍旅底蘊支撐。與此同時，追蹤當下軍營變革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比較正面的典型是周大新的長篇小說《曲終人在》和陶純的長篇小說《一座營盤》，作為反腐題材，一方面可貴且及時地契合了時代背景，另一方面又為軍隊現實題材的創作開辟了新的途徑。

然而，這樣的嘗試終歸是鳳毛麟角。軍旅文學既有主旋律文藝的屬性，亦有軍旅文藝自身的特色。簡言之，就是對現實主義精神底色和寫作傳統的堅守。歷史在時間的長河中激蕩延伸，后來者的思想認知惟有與時俱進才能準確把握時代嬗變的脈搏，才能穿透歷史的迷霧，提供富有新意和深度的智識。

近年來，軍隊從戰術、武器、兵種到部隊官兵知識結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代化的信息戰已經代替了傳統的戰爭模式，我軍的使命任務也在拓展，中國軍隊越來越成為國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堅強維護者……這些變化都為打造新時代的軍旅文學提供了新的題材內容和表現空間。軍旅作家只有潛入生活之中，豐富對時代的感受，加深對歷史的認知，升華對信仰的情感，才能更好地回應時代的期待，在新的語境下創作出視角獨特、表達新穎、思想深邃的主旋律文藝佳作，給軍旅文學的未來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與時俱進也要不忘初心，關注現實更不能丟掉傳統。在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時，我們更要堅定文化自信。我們要深刻反思30年來文學西化之得失，重新認識并深植于中國文化的歷史與傳統之中，認真學習古典文學經典。毫不夸張地說，從《詩經》、先秦散文，從《史記》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戰爭文學可謂占據了半壁江山。但我們當下的軍旅作家中，有多少人曾浸潤其間，從中汲取精髓神韻？中年以上作家如朱秀海這樣通讀、精讀古代文史經典并通曉詩詞歌賦者，可能屬于個例，青年作家恐怕就更需要好好補一補古典文學這塊短板了。

總之，當下中國軍旅作家除了要及時把握時代脈絡，緊追軍隊改革步伐，在廣采博收世界文學精華之外，尤要從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從而從根本上發掘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寫作資源。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我們的軍旅作家們惟有在追根溯源精通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才能建立真正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從而體現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超越性、穩定性和穿透性，在文學創新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不斷攀登新的文學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