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曼特爾

今年7月，英國女作家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的短篇集《學說話》在中國問世。因《狼廳》和《提堂》兩獲布克獎的她，是英國史上兩次獲此殊榮的第一位本土作家，也是布克獎歷史上獲此殊榮的首位女作家。

作為愛爾蘭后裔，1952年，曼特爾生于英格蘭中部德比郡的一個小村子。在她6歲時，父母分手。不久，曼特爾隨母親和繼父搬離村子。此后，她再也沒見過自己的生父。

曼特爾曾就讀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謝菲爾德大學。畢業不久，她跟著當地質學家的丈夫到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納共和國工作。接下來，她經歷了人生中的一系列大事：大病、離婚、復婚。但哪怕在最沮喪的時候，她也沒有放棄過閱讀與寫作。

《一個更安全的地方》是曼特爾創作的第一部作品。這部歷史小說以法國大革命為主題，講述了大革命的三位領導者——丹東、羅伯斯庇爾和卡米爾的故事，展現了波瀾壯闊的大革命全景。

令曼特爾一舉成名的，是歷史小說《狼廳》。小說的主人公是16世紀英王亨利八世最重要的謀臣托馬斯·克倫威爾。克倫威爾被很多歷史著作和文學作品描繪成狡猾、無原則的人物，但在曼特爾筆下，除了野心勃勃、不擇手段，他博學、能干、有主見，也有溫情的一面；他輔佐亨利八世推行宗教和政治改革，為英國向近代化國家過渡打下了良好基礎。曼特爾在書中使用了大量的內心獨白和對話，以及閃回和倒敘，讓讀者置身歷史現場。《狼廳》獲得了2009年布克獎與全美書評人協會獎。英國BBC則以小說為基礎，拍攝了同名電視連續劇。該劇成為BBC近十年來收視率最高的劇集。

曼特爾的《提堂》是《狼廳》的續集。這部作品中以克倫威爾的視角，講述了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安·博林是如何失寵，并被女侍官簡·西摩取而代之的。《提堂》獲得了2012年布克獎。當年的布克獎評委會主席彼得·斯托瑟德認為，《提堂》完全超越了《狼廳》的成就。“曼特爾是最偉大的當代英語小說家，改寫了歷史小說的藝術。”他稱。

目前，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已將《狼廳》和《提堂》搬上戲劇舞臺。而曼特爾正忙于寫作“克倫威爾三部曲”的第三部《鏡與燈》。圍繞其寫作，2016年10月中旬，記者對曼特爾進行了郵件專訪。以下為采訪內容。

“童年不連貫的生活促使我寫作”

記者：《學說話》中的6篇小說都涉及童年。童年經歷對你成為一個作家有多大影響？

希拉里·曼特爾：這些故事并非自傳，而是以我的童年為背景講述的小說。我在英國德比郡一個凋敝、寒冷的村子長大，附近都是荒野，與世隔絕。11歲時，我的家庭發生了戲劇性的變故——我的父母分居了。母親帶我搬到了幾英里外的另一個小鎮。它和我之前生活的村子差別很大。后來，我有了新的父親、新的名字、新的學校，以及更接近中產階級的生活。我甚至不得不重新學說話。

大概正是這種不連貫的生活，促使我開始寫作。我變得警覺、敏銳、善于觀察，并且有些刻薄，因為我試圖為我新舊生活之間的每一個差異尋找答案。我仔細傾聽大人們講話，并且去感受他們所說和內心真正所想之間的差異。

我的家庭發生變故后，我首先明白的是家庭權力的斗爭，這包括如何去講述自己家庭的歷史。后來寫和國家有關的作品時，我借鑒了童年的這些感受和看法。

記者：你真正開始寫作是在什么時候？

希拉里·曼特爾：我從22歲時開始認真寫作。但回頭看，我發現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養成了作家的習慣——我在頭腦里寫作。我通常沉思許久，直到為我想要表達的情緒找到準確的詞語。

我從7歲就瘋狂愛上了看書，讀所有可以找到的書，無論是否童書。在很小的年紀，我就開始無意識地發問：為什么自己覺得有的故事寫得好，有的故事不好。這是一個很好的準備階段，對各類書來者不拒，但會自己思考。

記者：《學說話》中多次提到莎士比亞，你顯然對他相當熟悉。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看莎士比亞的書的？它們的哪些特點吸引了你？

希拉里·曼特爾：在學校老師教莎劇課程很久之前，我就開始讀莎士比亞了。當時我對莎士比亞了解不多，也沒有任何期待。我并沒覺得他的作品有多難懂。我知道很多年輕人對他存有敬畏，但在當時，這位偉大的作家沒有把我嚇倒。

我喜歡歷史，所以特別喜歡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它們啟發我思考：如何讓過去的歷史讀來更有戲劇性，個體之間的親密情感如何與整個國家的安危相聯系。

開始讀莎士比亞的作品時，沒人和我探討。對我而言，這些作品非常珍貴和私密，它們也成為我力量的源泉。這是我第一次和真正的天才持續接觸。

克倫威爾的故事太完美了

記者：你開始寫作時就打算當一位歷史小說家，但當時你出版的《每天都是母親節》（1985）、《空白財產》（1986）、《加沙大街上的八個月》（1988）都是當代小說。為什么？

希拉里·曼特爾：生活并不如我們所愿啊。我出的第一本書就是當代小說，此后我就開始寫其他當代小說——當你的寫作事業逐漸有了眉目，對這類題材就很難停筆了。

記者：那么你是從何時開始著手寫你寫作之初就想寫的人物——克倫威爾的？為什么你覺得可以開始寫他了？

希拉里·曼特爾：我一直覺得克倫威爾的故事太完美了——一個鐵匠的兒子成為了國王的左膀右臂。它充滿了神秘力量。

實際上，我從1974年就開始寫《一個更安全的地方》，但它被出版商拒絕出版，我為此身心交瘁。那些日子也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階段：我生了一場大病，做了手術，婚姻也遭遇危機。但是除了重新開始，我沒有其他選擇。我繼續寫作。

直到1992年，《一個更安全的地方》才出版。此后，我一直計劃接著寫克倫威爾的故事。但是，我也知道，去寫克倫威爾的故事，要耗費很多的時間和精力。2005年，當我意識到2009年將迎來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登基五百周年，全英上下會有很多慶典活動時，我鼓起勇氣告訴自己：“要么現在就寫，要么永遠別寫。”然后我動筆了。（注：這本書即《狼廳》。）

歷史小說也有很大發揮空間

騰訊文化：《狼廳》開篇就刻畫了少年時期被父親虐待的克倫威爾。實際上，現有史料對克倫威爾的少年時期并無記載。你為何這樣設置？

希拉里·曼特爾：克倫威爾的父親非常殘暴，是個酒鬼。這些信息可以從當時法庭的記錄中找到。克倫威爾粗野大膽，被鄰居厭惡，他也是一個很貪婪的生意人。這些都有記錄可查，不是我編造的。

我們知道，克倫威爾在大概15歲就離開了家。有資料表明他當時遇到一些麻煩，但沒資料表明他接受過什么教育，我們甚至不知道他母親的名字。我必須推測：父親如何影響了年輕的克倫威爾。

事實上，只有對比克倫威爾的不幸童年，他后來的成就才更令人驚嘆和印象深刻。

記者：在《狼廳》之后，你又寫了《提堂》。除去對克倫威爾童年部分的處理，這兩本書都做到了史料準確，同時又充滿想象力。你如何將準確性與想象力結合？下筆前，你如何決定選擇哪些史料？

希拉里·曼特爾：我寫作時，對每句話都需要這樣考慮，每一頁都有好幾處要在歷史的準確性和讀者的需求之間權衡。只有依據上下文，這些決定才有道理。我寫作遵循的一般原則是：真實發生的歷史比我的創作更精彩，即使事實很乏味，我也不會改編歷史，只會調整我的敘述方式。

實際上，講好故事和遵循歷史的準確性并非是矛盾的。看你如何下苦功夫了。當對某個歷史事件的描述存在不同的版本時，我的確花了很多時間考慮應選擇哪一個。故事可以依賴的現成的歷史并不存在。只有在了解那個時代的全部背景后，你才有能力對信息作出判斷。因此，在當時的政治事件之外，你還必須了解當時的文化。這些工作需要花很多時間。

記者：《狼廳》和《提堂》寫的是政治斗爭，是男人戲，其中有很多內心獨白。為描寫男性心理，你做了哪些準備？

希拉里·曼特爾：我不覺得我需要任何準備。我讀了一輩子的書，我是男人的妻子、弟弟的姐姐，這些身份足以讓我了解男人的心理。此外，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內心都是超越性別的。

勇氣、冒險和男性之間的友誼，貫穿我的作品。

記者：你的寫作對象如此之多，比如通靈者、傳教士、革命領袖、國王……還有什么是貫穿你的作品的？

希拉里·曼特爾：我認為，我的小說共同的主題是權力——如何獲得權力，如何運用它，權力如何轉變。我通過煉金術、政治革命等不同的形式探討這些主題。

我的作品中也存在很多鬼魂，它們是一種隱喻：現在和過去的歷史相互滲透。我能感知那些看不見的歷史。

記者：寫小說前，你是先計劃好大致情節，還是讓情節自然發展？

希拉里·曼特爾：我從未事先設置好情節再寫作。我寫的都是我隨時想到的情節，再把它們聯系在一起。我對所寫小說的風格有很好的把握，比如人物說什么樣的話，他們的喜好是什么。如果能一直這樣，我相信我所有的作品都會好看。

寫歷史小說時，很多讀者已經知道了歷史事件的大概，但作家仍然有很多發揮的空間，比如以什么順序和方式講故事。我盡量把一些定論放在最后，讓故事的發展有更多的可能性。

記者：《狼廳》《提堂》講的都是英格蘭的故事，而你是愛爾蘭后裔。你如何看待你自己的身份？

希拉里·曼特爾：我在英格蘭長大，但我祖母的很多兄弟姐妹依然生活在愛爾蘭，所以我很小就意識到我是愛爾蘭家庭的一分子。我生活的那個小村子里有很多和我們類似的家庭，我們都信奉天主教，但大多數村民信仰的是英國國教，我們和他們是有差異的。

當我11歲搬到另外一個小鎮時，我祖母的大部分親戚都去世了。因為家庭變故，我和父親那邊還在愛爾蘭的親戚也失去了聯系。我的愛爾蘭意識似乎“冬眠”了。

多年后，我作為游客到了愛爾蘭，一種熟悉的感覺油然而生。愛爾蘭作家的作品讓我又看到了自己童年的世界。從那之后，我一直感覺自己是來自北方（指愛爾蘭）的作家，即使我已經在南方生活了很多年。寫《巨人奧布萊恩》(The Giant, O'Brien) 時，我也專門去了解愛爾蘭的歷史。我現在對愛爾蘭有一些了解，不過，這并不能表明我與愛爾蘭的關聯有多緊密。

在小說《比利王是位好紳士》和《刺殺撒切爾》中，我探討了移民話題——移民有怎樣的責任？和故土有多少聯系？和移入國的文化是否存在疏離感？是什么將我們和祖先聯系在一起？很多時候，人們是通過一些神話和夢境感受到這些問題的。

記者：完成“克倫威爾三部曲”的第三部《鏡與燈》后，你有什么寫作計劃？

希拉里·曼特爾：我想寫本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非洲南部為背景的書。這個時間段我也正好在非洲南部生活。它將是個愛情故事，同時也與一個謀殺有關。名字我已經想好了，叫《完全陌生的人》（The Complete Stranger）。我已經寫了一部分，因為我總是同時在進行幾個項目。

此外，把《狼廳》和《提堂》改編成戲劇后，我也希望嘗試寫新的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