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漢學家顧彬

顧彬的辦公室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一棟磚紅色的教學樓里，從2011年起他成為了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院的特聘教授，基本上生活在北外。“很抱歉，我穿著拖鞋，”站起來迎接我們時他先道了個歉，“因為我腿不太好。”辦公室兩個房間，四面墻都是直抵天花板的書架，我坐下時，身后正對著的是兩冊厚厚的《辭源》。

采訪的前一天，顧彬早上4:30起床，看“小豬”踢歐洲杯。6點，他來到辦公室開始寫信、寫詩。8:30，參加北外舉辦的關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論壇。下午，他來到北師大，做自己持續四周的主題為“翻譯是在做哲學：極端翻譯理論”的講座，當時下著雨，主持人和很多聽眾都遲到了，他抖抖自己搭在椅背上的雨衣，說：“我是騎自行車來的，所以不會有交通問題，我提前十分鐘到的，看，這是我的雨衣。”接著他又說，“我是無產階級，所以騎自行車。”

每天睡四五個小時，大部分時間在工作，喜歡爬山、踢足球、騎自行車，這是這位年過七旬的德國漢學家的日常生活。他很少笑，甚至開玩笑的時候也不笑，讓人搞不懂他到底是不是在開玩笑。采訪過程中他也始終一臉嚴肅，深沉，顯得有點憂郁。

前一天關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論壇上，他當著所有中印作家、學者的面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印度對中國文化不感興趣，印度基本上沒有漢學，如果有的話它也沒有辦法跟韓國、跟日本、跟德國比。“我說這句話的原因是我不想騙人，因為你也知道，不少中國人為了客氣，什么都能夠說，但是不說真理，我最討厭的是空話。無論如何人家不高興。”他用帶著外國腔的中文很慢很慢地說。

“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中國譯者的問題在于母語不夠好”、“中國作家要喝酒、吹牛，沒有時間做太多事”、“中國當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這些媒體從他的談話里摘出來的句子，似乎讓很多人不高興。采訪時談及對文學和作家的看法時，他表現出一貫的直言不諱，沒有空話和客套話，也許又會讓一些人不高興。

非典型漢學家

顧彬被漢語吸引大概是在二十三歲的時候，那時他在明斯特大學讀神學，也寫詩，從十幾歲他就開始寫詩。他讀到了龐德翻譯的李白的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最后兩句“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吸引了他。他覺得這兩句詩蘊含著某種哲學性的意味：“孟浩然坐的船消失不見了，但是它還在嗎？我們看不到的，還在嗎？我們為什么覺得孟浩然走了以后他還在，又如何證明呢？”

他想讀李白詩歌的原文，于是1967年開始跟著德國漢學家司徒漢學習古代漢語。最開始是每星期上兩小時的古代漢語課，他覺得古代漢語“太有意思了”。于是他越來越多地上漢語課，學了兩年。此后四年，他到波恩大學專攻漢學，兼修哲學、日耳曼語言文學以及日本學，1973年他獲得了波恩大學漢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論杜牧的抒情詩》。

顧彬的第一位古代漢語老師司徒漢

對當時的德國漢學家來說，現代漢語是不重要的，只有古代漢語才重要。顧彬在德國也可以學到一點點的現代漢語，但也只限于讀，不會說，也不一定能聽懂。直到1974年來中國留學，他才真正開始學習現代漢語。也是在中國留學的這一年，他第一次讀到魯迅，讀到中國當代詩歌。

60年代末70年代初，學漢語的人在德國是沒有什么希望找到工作的。1975年顧彬從中國回去，德國的一些大學恰好開始招能夠教現代漢語和中國當代概況的教師。“我是幸運的”，顧彬說，他在柏林教了七年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藝術，接著在波恩大學教了十年的中國現代當代的語言、概況，包括文學。“所以我很慢才入了這個研究現代當代中國文學的范圍。”他說。

“我不是一個典型的漢學家”，顧彬說。他的學術源頭是哲學、神學，然后是日耳曼文學、世界文學，因此他的研究長于文本分析。“中國學者很少分析文本，漢學家也是，他們不懂，他們不知道怎么做。我是幸運的，因為我哲學的、日耳曼文學的老師，他們都要求我們分析每一句話，每一行詩。所以我學好了。”所以他對文學的研究，是結合著哲學的思維方式，又加上世界文學的參照，他寫作中國的文學史，與中國學者的角度“完全不一樣”。

長篇小說是一個國際問題

當提到那句曾引起熱議的“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他似乎有些不悅地別過了頭。2006年他接受“德國之聲”采訪，確實用過“垃圾”這個詞，但他不止一次地澄清過，當時他所指的只是衛慧、棉棉、虹影三位作家。無論如何，對中國當代小說的不滿，似乎在大眾眼中成了他的一個標簽。不過他提醒說，“這里涉及到一個翻譯的問題”。

他說，在中文里，“小說”這一個詞，就涵蓋了短篇小說、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等所有的類型，但是在德語和英語中，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經常說中國當代文學的問題不在于短篇小說，不在于中篇小說，肯定在長篇小說。”顧彬說，這不僅僅是一個中國的問題，而是一個國際的問題。“美國、德國的長篇小說都有問題，因此在德語國家，寫小說的只寫中篇小說，不寫長篇小說。誰在德國還寫長篇小說，他屬于通俗文學。”就目前來看，顧彬認為，所有的長篇小說基本上都屬于通俗文學。

長篇小說是最難寫的文學體裁，難在作家掌握自己的資料。“一個作家他寫500-800頁的長篇小說，他應該知道他第一頁寫過什么，因此最后一頁不能和第一頁矛盾。不光是我，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說莫言他們這些寫長篇小說的，他們的作品充滿了矛盾。他們記不住前面他寫的人物名字是什么，他的年齡是什么，他穿什么衣服，有什么愛好。所以從德國來看，寫長篇小說的人，每天寫一頁就夠了。如果你每天寫一頁，一年的話寫365頁，夠了。但是你這樣做，也不一定能掌握你的資料。”顧彬說，“王安憶的《長恨歌》，自己都說，亂七八糟。”

莫言的英譯者、漢學家葛浩文認為，中國長篇小說作家受到中國傳統章回體小說的影響，書里夾雜了太多無關緊要的瑣碎細節，使得敘述不夠流暢（相關閱讀：中國文學為什么走不出去）。顧彬跟他的想法很接近：“葛浩文說的沒錯，90年代以后，余華、莫言、格非、蘇童他們都回到傳統小說，但是傳統小說落后得很。一個中國當代作家很難集中于一個主人公，寫他的靈魂，莫言他的小說里面有幾百個人。”雖然《紅樓夢》在西方的地位是很高的，在德國已經賣了幾十年，一直賣得很好，但中國當代小說不能回到這種寫法。

王安憶的《長恨歌》，雖然中文版部分與整體不和諧，充滿矛盾，但是翻譯成英文的版本很美，在美國得了許多獎。“也許通過翻譯我們能夠修改原文的錯誤、矛盾，反正我以前在香港看到美國版的王安憶的小說，那是不錯的。”顧彬覺得莫言獲諾獎可能確實跟葛浩文的翻譯有關，況且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本身更多的是政治因素。

“去年是一個女作家（S.A.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政治原因，人家沒有說她的文筆，人家說她的政治態度。原來我希望去年是阿多尼斯能夠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但他沒什么希望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因為據德國的記者說，阿多尼斯支持阿薩德政權，德國記者不喜歡阿薩德。瑞典的諾獎委員會基本上是左派，所以他們基本上會反對阿薩德。”

顧彬一向對莫言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但這次他承認莫言《透明的胡蘿卜》這類小說是非常好的。“他原來是一個很好的小說家，但是到了90年代他變了，我為什么還要喜歡他的作品？所以我從《透明的胡蘿卜》來看他以后寫的，那些都比不上他二十幾歲時寫的作品。”

其實顧彬覺得許多中國當代小說家早期的作品還不錯，越到后期越糟糕。“有好多原因，”他說，“第一，有些人想出名、想賺錢，有些人他們聽出版社的話，出版社說希望你有長篇小說，他們能夠賺錢。現在短篇小說很難賣得出去，中篇小說在德國沒問題，可以賣，在中國我聽說，好像出版社希望有什么500頁的長篇小說，肯定買的不錯。另外寫作很難，很費力氣。余華，他完了。他最近寫的作品，是別人告訴我的，差得很，不要看，因此我就不看了。我們寫作到后面缺少力氣，需要思想、思路，王安憶她是唯一一個能一輩子寫作的作家，她沒有這個困難。”

我對年輕人和女人比較寬容

與對中國當代小說的批評相反，對中國當代詩人，顧彬從來不吝贊美之詞。他十分肯定地說：“中國當代詩歌是世界上最好的。”因為目前詩歌在所有的社會都處于邊緣，這是正常的，而中國的狀況，他感覺是慢慢好起來的。

他認為顧城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好的詩人”。1992年顧城獲德國DAAD創作基金，到德國寫作一年，1993年4月搬進了顧彬在柏林的住處。在柏林的時候，顧彬經常和顧城、謝燁一起出去玩，談論詩歌、人生、生命，顧城喜歡談論這些比較大的問題。顧城在德國還畫畫，他送給顧彬很多畫，現在在美國的一個檔案館里。“他是天才。基本上他不住在這個世界，他在另外一個世界。”顧彬回憶道。

不僅是顧城、北島、楊煉、歐陽江河等知名詩人，顧彬跟不少中國民間詩人也見過面，與他們開過朗誦會，在深圳的打工詩人郭金牛的詩，他翻譯過不少。最近很火的女詩人余秀華，顧彬也覺得她的詩不錯。他評價作品的標準會視情況而定，“如果是年輕人，如果是女人，我比較寬容，因為他們還能夠發展。如果年齡大，如果是男人，我會比較嚴格，要求很多。”

為什么對女作家比較寬容？“因為她們的路不簡單。不少男人不承認女人，不承認她們寫作，創作藝術。我認識好多好多男人，他們不允許他們的妻子發揮她們的才能，故意阻礙她們的發展。因此我老幫助女人，鼓勵她們。過去到1980年代末，德國男人也不一定允許女人發揮她們的才能，現在好得多。但是到現在中國，包括香港，基本上還是這樣。”

顧彬會從生活來看寫作，對于女作家，要了解她是在什么情況下進行創作的。“比如說張潔，她告訴我原來她的作品在七十年代末是在什么地方寫的？在廁所。真的，她沒有地方寫作，因為她是女的。所以我是看情況，我的標準也有變化，這是正常的。”

前不久賈平凹以農村拐賣婦女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極花》，因為其對女性的態度引起了很大爭議，顧彬覺得這不是例外的。“他之前寫的小說也是這樣，我們在他的小說能夠感覺到的女人，讓包括我在內的人反感。比方說《廢都》，這部小說里的女人是肉，不是一個人，完了，我受不了。”他皺著眉說，“我老感覺中國男作家根本不了解女人”。

對于德國的譯者，他們翻譯的動力第一是興趣，第二他們需要工作，翻譯是一種工作，第三他們需要一筆錢，在德國翻譯可以賺錢，還可以獲獎。在中國，學德語的人“懶得翻譯德國文學”，“因為他們說得不到什么，他們不能夠犧牲自己。他們說錢不夠，不能夠在某一個大學提高自己的位子，等等等等。”顧彬說。

中國當代小說在德國賣得不錯，尤其是女作家，比如虹影，因為讀者多數是女人。張愛玲1950年代用英文寫的中篇小說賣得很好，雖然它們在中國學界的評價并不高。顧彬說，“因為你們的學者不會英文，《秧歌》是張愛玲用英文寫的，寫的很好，因此中國學者應該看英文版的秧歌，不應該看中文版的秧歌，但是基本上中國學者看不懂英文。中國學者基本上外語很差。”魯迅的雜文在德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他影響到的德國作家在1970、1980年代非常火，但是現在不一定還對德語國家有什么影響。

而德國當代有很多一流作家并沒有被翻譯到中國來，被翻譯過來的德國作家，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家。比如海因里希·伯爾，“他作為當時西德的良心，在現在德國來看他的作品已經過時了，但是他在中國影響還是很大的，因為道德原因。他作為人，我們應該承認，因為他勇敢，但是他的德文，不一定是最好的德文。”

顧彬現在在做一套介紹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德文叢書，已經出了七本，桌上擺的《列子》是第八本。另外他還在翻譯王家新的詩歌，要在德國為他出一本詩集，同時在寫自己的詩歌、散文、小說。大部分時間他給學生上課、備課，他現在給三所大學的學生講課。

采訪到后來他顯得很疲憊，“我經常是這樣的，因為早上五點就起來工作了”，他說。我們起身告辭，他站起來把我們送到門口，臉上終于露出一個笑容，調動臉部的肌肉，把嘴角向上拉了起來。開門時他用手扶著我的胳膊，輕輕用力拍了一下——這位一本正經的德國人，終于用這種不動聲色的方式表達了他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