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1550－1616) 逝世四百周年，紀念活動精彩紛呈，佳評不絕。本文借題發揮，回望元代大科學家郭守敬(1231－1316)，兼祭郭公辭世七百載。

湯翁與郭公本無干系，如何請他們“同臺出演”? 念及昆劇套曲中前后曲牌若所屬宮調不同，或宮調雖一但節奏懸殊，則需施以過渡手法使前后協調和諧。此種過渡稱為“過搭”，它通常是曲牌，亦可間以賓白或采取其他措施。下文亦多有借鑒“過搭”之意味。

湯翁與莎士比亞 (1564－1616)、塞萬提斯 (1547－1616) 于同一年各歸道山，而其時世上更有許多文化巨人交相輝映。試看莎翁降生前兩月有余，1564年2月15日，近世實驗物理學的鼻祖伽利略 (1564－1642) 在意大利的比薩誕生。三天之后的2月18日，米開朗琪羅 (1475－1564) 以89歲高齡辭世，仿佛象征著意大利文藝復興從專注藝術轉向了鉆研科學。

年長莎士比亞三歲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 (1561－1626)23歲進入下議院，至52歲升任檢察總長，57歲成為大法官，最終卻因受賄罪斷送了仕途。培根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思想家，是“知識就是力量”的倡導者。他針對亞里士多德 《工具論》 一書論述的演繹法推理，在1620年出版了 《新工具論》，論述一種新的推理方法———歸納法。培根以順暢精練的語言闡述實驗科學理論，使之在英國紳士階層盛行。其中有個研討這一新風尚的小組，最終發展成了英國皇家學會。此時，意大利也有一個類似的小組“猞猁學會”，伽利略就是它的成員。

意大利人利瑪竇 (1552－1610) 年長伽利略12歲，是一位博學的耶穌會傳教士。30歲那年他奉命赴華，起先在廣東肇慶傳教，后來任在華耶穌會會長。明萬歷二十九年 (1601年) 利瑪竇到達北京，向明神宗進獻自鳴鐘等西洋器物和 《坤輿萬國全圖》 等著作。他結交士大夫，研讀四書五經，并作拉丁文注釋。尤其重要的，是他與明末重臣徐光啟的交往。

徐光啟 (1562—1633) 比利瑪竇小10歲，比湯顯祖小12歲，晚年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一生對中國的天文學、數學、農學均有重要貢獻。他于萬歷二十八年 (1600年) 在南京與利瑪竇相遇，被后者介紹的西方科學知識深深吸引。萬歷三十五年 (1607年)，經利瑪竇口譯、徐光啟筆述的古希臘歐幾里得經典之作 《幾何原本》 前6卷刊印，同年徐、利兩人又合譯了《測量法義》。徐光啟積極致力于紹介歐洲科學技術，近代中國之“西學東漸”大致即始于茲。

那時，丹麥有一位年長利瑪竇6歲的天文學家第谷·布拉赫 (1546－1601)，于13歲那年進哥本哈根大學學習法律和哲學，16歲入萊比錫大學，17歲開展首項天文研究———木星合土星，26歲發現了著名的仙后座“第谷新星”。他在而立之年獲得丹麥國王腓特烈二世資助，建起了“天堡”———一座規模宏大的天文臺。第谷研制的大型天文儀器，堪稱前望遠鏡時代的極品。他是一位極出色的天文觀測家，在汶島潛心跟蹤觀測行星運動二十余年，特別是對火星的位置先后進行了幾千次測量。

第谷51歲時因與新國王不和被迫離境，兩年后在布拉格成為德國國王魯道夫二世的御前天文學家。第谷性情古怪，目中無人，年輕時竟為爭論某個數學問題而在決斗中被削掉了鼻子，后來只好裝上個金屬假鼻。他念念不忘自己的貴族身份，進行天文觀測也要特意穿上朝服。但毋庸置疑，他的天文觀測數據乃是構建近世天文學的優質材料。

1601年，55歲的第谷因酒食過度病逝。臨終前他曾嘆息:“唉，我是多么希望自己的一生沒有虛度啊!”所幸此前不久他邀請到比自己年輕25歲的德國人開普勒 (1571－1630) 前來共事。開普勒具有很強的創新思維能力和對于數據的敏感性，他殫精竭慮地分析第谷留下的觀測資料，終于確立了反映行星運動基本規律的“開普勒三大定律”。這段故事，乃是體現近代科學精神———理論與觀測對證———的最早典范之一。

在西學東漸史上可與利瑪竇相提并論的耶穌會士湯若望 (1591－1666)，于萬歷四十八年 (1620年)29歲時來華抵達澳門。崇禎三年 (1630年)，湯若望奉詔參加編撰 《崇禎歷書》。這是為改革歷法而編的一部叢書，計46種137卷，由徐光啟主編 (徐去世后由李天經主持)，于崇禎七年竣工，書中多方引入了歐洲的古典天文學知識。明亡后，湯若望歸順清朝，曾任相當于皇家天文臺臺長的欽天監監正，成就著述皆豐。

湯若望在華了解到郭守敬的天文偉績，便情不自禁地夸獎郭公是“中國的第谷”。誠然，對當時的歐洲人而言，這乃是一種至美的贊譽。然而，郭公生活的時代卻比第谷早了三個世紀。

郭守敬少時即顯示出不凡的科學興趣與才能。曩昔北宋學者燕肅曾發明一種重要的計時儀器“蓮花漏”，但其結構和制作工藝久已失傳。16歲的郭守敬偶見一幅蓮花漏拓片，竟然就能依圖闡明它的工作原理。他20歲時率眾修復家鄉的石橋、填補了堤堰的決口，1262年31歲時首次覲見忽必烈就提出6項水利工程建議，此后又領導完成了修浚西夏古河渠等多項重要任務。忽必烈于1271年正式定國號為“元”，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元世祖。

郭公45歲時奉旨全力投身天文事業。他創制的大批天文儀器遠遠超越前朝，創造了新的世界水平。現代英國科學家約翰遜曾評論:元代的天文儀器“比希臘和伊斯蘭地區……的做法優越得多”，這些地區“沒有一件儀器能像郭守敬的簡儀那樣完善、有效而又簡單”。英國的科學史大家李約瑟也稱道:“對于現代天文望遠鏡廣泛應用的赤道裝置而言，郭守敬 [簡儀采用] 的裝置乃是當之無愧的先驅。”300年后，第谷才在歐洲率先采用同樣的裝置。雖然郭公的儀器原件世已無存，但明代正統年間 (1437年) 仿制的銅鑄簡儀現在依然陳列在南京市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上。郭公研制的水力機械時鐘傳動裝置先進，也走在了14世紀誕生的歐洲機械時鐘的前頭。

郭公在陽城 (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鎮) 建造的觀星臺，是現存的世界重要天文古跡。他主持的“四海測驗”，是中世紀世界上規模空前的一次大范圍地理緯度測量。他編制的兩部星表所含的實測星數突破了歷史記錄，且在往后300年間也無人超越———包括第谷在內。他測定的黃赤交角數值相當精確，500年后法國科學巨擘拉普拉斯還引用它來佐證黃赤交角隨時間的變化。

郭公與王恂等人一起制定了在當時世上遙遙領先的新歷法“授時歷”。此歷將回歸年的平均長度定為365.2425天，僅比實際年長多出0.0003天！ 歐洲人自古羅馬時代起，始終把一回歸年的長度當作365.25天。直到公元1582年羅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頒行“格里歷”(即今之公歷)，才采用與授時歷相同的年長，而時間卻晚了三個世紀。郭、王諸人在編歷過程中創立的一些新算法，是重要的數學成果。例如他們創用的“三差內插”法，直到400年后歐洲才出現與之類似的數學方法。

1291年，年屆花甲的郭公再度奉命領導水利工作。他主持的水利工程，對發展農業生產作用顯著，為南北水路交通和元大都城的繁榮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今天從密云水庫直通北京市區的京密引水渠，自昌平經昆明湖到紫竹院這一段，大體上還是沿著郭公當初巧妙規劃的路線。他在大地測量方面創立相當于“海拔”的概念，又在世上拔了頭籌。

縱覽世界科學技術史，郭公乃是那個時代足以雄視中外的頂級科學家。他兼為天文學家、水利專家、數學家、地理學家、測繪學家、機械工程專家，無論是科學水平和創新能力，還是其務實精神和工作態度，都著實令人高山仰止。

在現代，人們又用許多方式表達了對郭公的崇敬。中國歷史博物館設有郭守敬的胸像，介紹他的事跡。我國郵電部1962年發行“中國古代科學家 (第二組)”紀念郵票8枚，其中就有一枚是郭守敬的半身畫像，另一枚的畫面是簡儀，文字則是“天文”。國際天文學聯合會于1970年將月球背面的一座環形山以郭守敬命名，1978年又將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發現的一顆小行星(編號第2012) 命名為郭守敬。1986年，郭公的故鄉河北省邢臺市建成占地五十多畝的“郭守敬紀念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為之題寫匾額。紀念館大門兩側的楹聯“治水業績江河長在，觀天成就日月同輝”，系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盧嘉錫教授所書。紀念館門前有一座大型陶瓷影壁，其上鐫刻“觀象先驅世代景仰”八個大字，系1986年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教授所題。2010年，中國科學家研制成功的現代化天文觀測設備———頗受國際同行贊譽的“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天文望遠鏡”(簡稱 LAMOST)，正式冠名為“郭守敬望遠鏡”。

邢臺的紀念館有一座郭公銅像，全高4.1米，其非凡的氣度不禁令人遐想:要是當初湯若望或者其他歐洲人先知曉了郭公，后來才知道第谷，他們會不會反過來把第谷比作“歐洲的郭守敬”呢?

郭公啊，你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值得后人萬世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