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在書房

《夜歌》手稿

《夜歌》是何其芳的第二部詩集，主要收錄的是他在1938年至1942年間所寫的大部分詩作。他的第一部詩集是《預言》，出版于1945年2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主要收錄的是詩人奔赴延安之前，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求學、謀生期間所創作的詩歌，是何其芳早期詩歌的重要文本。1938年8月，何其芳奔赴延安，投入到火熱的民族抗戰的洪流之中，受戰爭環境及生活實踐的影響，何其芳的詩歌風格發生了較大的轉變，詩集《夜歌》即是典型地記錄了這種轉變歷程的一部詩集。實際上，由于當時有大量的作家像何其芳一樣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這部詩集在一定意義上不僅是何其芳個人的“心靈史”，更是表征了一代知識分子在復雜的社會歷史語境下的生命體驗與思想轉變的精神歷程。因此，《夜歌》不僅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意義，同時具有社會學和歷史學的標本意義。

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館藏中，十分幸運地收藏有《夜歌》的手稿、1945年詩文學社出版的初版本，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初版本、195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初版本。幾者互為映照，構成了《夜歌》的版本譜系，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文獻史料。

一

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中的《夜歌》手稿并非來自作家本人或者作家家屬，而是由作家邱曉崧捐贈的。邱曉崧，1913年生，云南建水人，原為一個書店的普通店員，因熱愛文學并受進步思想的影響，逐步開始文學創作并走上革命的道路。此手稿之所以保存在邱曉崧手中，是因為邱曉崧正是詩文學社的主要創辦人。1943年，邱曉崧與友人在昆明合作創辦《楓林文藝》，扶持文學青年，發表反映時代進步的文藝作品，受到文藝界人士的肯定。“為了擴大影響，并使內容趨精”（魏荒弩《楓林似火——記邱曉崧》），《楓林文藝》刊出6期之后進了改組，成立了詩文學社，辦公地址從昆明遷到了當時的抗戰中心重慶。改組之后，編輯部決定籌備出版一套“詩文學叢書”，具體負責聯絡運作的正是邱曉崧。“詩文學叢書”的出版得到了郭沫若、茅盾、臧克家、何其芳、曾卓、力揚、袁水拍、黃藥眠、彭燕郊、張大旗、艾青、魯藜等人的大力支持，作家們紛紛供稿或者提供援助。何其芳的詩集《夜歌》正是屬于該叢書之一種。“詩文學叢書”除了何其芳的《夜歌》外，正式出版的還有曾卓的《門》、力揚的《我底豎琴》、汪明竹的《紀德與蝶》、袁水拍的《詩和詩論譯叢》。此外，還有一些因抗戰勝利，印刷廠急待回遷而未能付印的，如艾青的《獻給鄉村底詩》、張大旗的《歐洲的歌》、蘇金傘的《向日葵》、孫藝秋的《夜的歌謠》、邱曉崧的《雪之家》、魏荒弩的《云雀》等。

《夜歌》手稿從誕生到現在已有70余年的歷史，期間雖飽經戰火和歷次政治運動的劫難，但在保存者的竭力保全下卻保存完好，是比較少見的較完整的新中國成立前的手稿。手稿無正式封面，全部抄寫在一張張細長、泛黃的馬蘭紙上，這種紙張是當時物資嚴重匱乏的延安比較常見的一種紙，用當地一種叫做馬蘭草的植物加工而成，故而名曰馬蘭紙。目前館藏的手稿經過了保存者本人的加工保護，詩文內頁按頁碼順序分開貼在一本雜志里，便于保存。所以詩集的手稿看上去也像一本“書”的樣子。加上何其芳的字雋秀工整，與印刷字體大小接近，所以閱讀手稿，會有讀“書”的感覺。手稿內頁、詩文正文的前面有邱曉崧題寫的詩集名“夜歌”，還有“歷經浩劫變成無價寶 邱曉崧珍藏 一九八O年冬”的題字，可見保存者對手稿的珍愛之情。手稿內文不僅有詩文，還有大量作者改動的筆跡以及排版時所做的各種標記，可見印刷出版之前，作者及編者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整部手稿，含封面、題詞在內共計102頁。

二

詩文學社的初版本是《夜歌》詩集最早的一個版本，由于印刷量有限加之年代久遠，目前已很少能見到。該版本共收錄詩歌26首，按排印順序分別是《成都，讓我把你搖醒》《一個泥水匠的故事》《夜歌（一）》《夜歌（二）》《夜歌（三）》《夜歌（四）》《我們的歷史在奔跑著》《快樂的人們》《夜歌（五）》《叫喊》《夜歌（六）》《夜歌（七）》《黎明》《河》《郿鄠戲》《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生活是多么廣闊》《雖說我們不能飛》《我看見了一匹小小的驢子》《從那邊走過來的人》《我把我當做一個兵士》《平靜的海埋藏著波浪》《我想談說種種純潔的事情》《這里有一個短命的童話》《多少次呵當我離開了我日常的生活》《什么東西能夠永存》。另有《后記》一篇。詩集為32開小開本，封面使用綠色字體，印有“夜歌”書名、作者姓名、“詩文學社”以及“詩文學叢書之五”的字樣。在版權頁上，以繁體豎排的方式印制有“著者：何其芳；編輯者：邱曉崧 魏荒弩；出版者：詩文學社 重慶臨江順城街二十二號；發行人：邱曉崧；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三十四年五月初版”字樣。

詩文學社所出的這一版本由于與“手稿版”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非常接近，所以在內容上并沒有大的改動，亦可能在“手稿版”之前，詩人與出版者已經反復商討修改過稿件的內容，所以這兩個版本在內容上比較一致。

1950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夜歌》為新中國成立后該詩集的第一個版本，由于此時尚未進行文字改革，因此，在排版上仍然采用的是繁體字、豎排版的模式。封面字體換成了紅色，而且由作家本人親自題寫書名并簽名，明顯帶有更多作者的個人印記和溫度。

在收錄作品上，該版本與詩文學社的版本有較大變動。在全部保留詩文學社所選作品的基礎上，增加了一些新的作品。新增加的詩歌有8首，分別是《解釋自己》《革命——向舊世界進軍》《給T.L.同志》《給L.L.同志》《給G.L.同志》《讓我們的呼喊更尖銳一些》《“北中國在燃燒”斷片（一）》《“北中國在燃燒”斷片（二）》，共34首。另外在保留了詩文學社版《后記》的基礎上，新增加了一篇《后記（二）》。

新增加的8首作品均創作于1942年后，在內容上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針對1942年后文藝界內對于何其芳詩文風格批評進行回應并闡發自己文藝觀念的，如《解釋自己》。一類是寫給友人的詩，如《給T.L.同志》《給L.L.同志》《給G.L.同志》，一類是詩人面對新時代新形勢所唱出的“新歌聲”，如《革命——向舊世界進軍》《讓我們的呼喊更尖銳一些》《“北中國在燃燒”斷片（一）》《“北中國在燃燒”斷片（二）》。這些作品均創作于新中國成立前，記錄了作者所走過的一段不平凡的道路。

在該版本的版權頁上，印制有“著作者：何其芳；編輯者：水星社；發行者：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巨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初版：一九五O年一月；基本定價：十二元七角”的字樣。

195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夜歌》（更名為《夜歌和白天的歌》），是目前發行和流傳最廣的版本，當代大部分讀者的閱讀均是通過這一版本進行的。這一版本在篇目的選擇上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在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基礎上刪掉了10首詩，被刪掉的篇目分別是《夜歌（六）》《夜歌（七）》《平靜的海埋藏著波浪》《我想談說種種純潔的事情》《這里有一個短命的童話》《什么東西能夠永存》《解釋自己》《給T.L.同志》《給L.L.同志》《給G.L.同志》。作者對此的解釋是“想盡量去掉這個集子里面原有的那些消極的不健康的成分”。同時，增加了三首新詩，分別是《重慶街頭所見》《新中國的夢想》《我們最偉大的節日》，這三首詩是作者在延安整風運動后所創作的為數不多的詩歌。可以說，《夜歌》在1945年、1950年、1952年所出的三個不同版本基本囊括了作者在1940年至新中國成立前這段時間內創作的所有作品。

這一版本保留了詩文學社出版時的《后記》，另外附加有一個《重印題記》，這可以看做是這一個版本的“后記”（出版說明）。在版權頁上，以繁體橫排的方式印有“何其芳著；一九五二年五月北京初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該版本第一次印刷數為5000冊，定價9300元（按1954年幣制改革后的價格換算，約為0.93元）。

三

值得注意的是，在詩集三次出版的時候，作者各寫了一篇后記（第三次名為“重印題記”），這三篇后記不僅記述了詩集出版的緣由、過程、作品遴選情況，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在幾個不同時期的文學理念和生命狀態，呈現了何其芳思想精神的波動和文藝思想的轉變，是研究何其芳的重要文獻文本。

《后記一》寫于1944年10月11日，地點是重慶。作者在文中解釋詩集名字來由時說：“詩集的全名應該是《夜歌和白天的歌》（注：自1952年5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詩集起，詩集的名字改為《夜歌和白天的歌》），這除了表示有些是晚上寫的，有些是白天寫的而外，還可以說明其中有一個舊我與一個新我在矛盾著，爭吵著，排擠著。”在這里，詩人很坦誠地告訴讀者自己在這一時期內心的矛盾和痛苦，他不僅在生活層面經歷著完全不同的環境，在思想深處，疾風暴雨的斗爭也在暗自進行著，甚至更加尖銳。作者說，在奔赴延安之前，自認為是“波德萊爾散文詩中那個說著‘我愛云，我愛那飄忽的云’的遠方人”，到達延安之后，“看見了農村和都市的不平，看見了農民沒有土地”，于是決定“從此我要嘰嘰喳喳發議論：情愿有一個茅草的屋頂，不愛云，不愛月亮，也不愛星星”。在這樣的思想狀態下，我們看到了詩人在《夜歌》中一方面大聲歌唱時代和生活，為抗戰奔走呼號，一方面糾結于個人主體性的喪失，流露出苦悶和彷徨的情緒，兩種不同精神向度的情緒像兩支風格迥異的樂曲交織在他這一時期的詩歌里。在描述這一時期的經歷時，作者說：“抗戰以后，我也的確有過用文藝去服務民族解放戰爭的決心與嘗試，但由于我有些根本問題在思想上尚未得到解決，一碰到困難我就動搖了，打折扣了，以至于后來變相的為個人而藝術的傾向又抬頭了。”因此，作者將這些詩文自我界定為改造不夠徹底的知識分子所寫的“不健康”的東西。面對這些屬于“過去”的詩文，作者內心充滿矛盾，一面肯定它之于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我寫得樂而淫，哀而傷，充分發泄了我當時的那種傷感、脆弱、空想的情感”，一面又強調讀者要“帶著一種嚴格的批判的態度來讀”，要“超越過這本書，超越過兩年以前的我，走向前去。”可見，作者的內心是十分矛盾的。

可以看出，《后記一》與詩集內的作品明顯存在一個“距離”，這個“距離”不僅是時間層面的，更是觀念層面的。正如作者所說：“我經過了最近兩年來思想上的變化，這些夜歌和白天的歌又和我隔得相當遼遠了。”以至于作者自己讀來都覺得“厭煩與可羞了”。《后記一》的總體筆調是在檢討，在自我批評，在表明新的立場。作者的這種態度和立場與1942年后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是分不開的，是延安整風運動后自我思想變化的一個明顯體現。

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的《后記》寫于1946年12月15日的重慶，后來于1949年7月14日在北平“略加修改”。可以看出，在詩文學社版出版不久，作者就又重新編訂了這本詩集并寫了這篇《后記二》，《后記二》的重點在于說明新加入的幾首詩的寫作情況和意圖。但自我反思的意味更濃厚，“所有這些作品，都不過是可以說明我的文學道路的曲折和落后而已。”“如果我不在抗戰以后到延安去，那是連這樣一本今天看來消極的成分多于積極的成分的詩集也絕對寫不出來的。”因此，作者再一次強調“讓我重復一次，首先就要求帶著一種嚴格的批評的態度”。可見，在把自己定位為一個需要接受改造的知識分子之后，作者在1944-1946年兩年間的自我批評和反思是愈來愈嚴厲了。

寫于1951年12月2日的《重印題記》明顯帶有新社會的氣息，除了繼續自我批評、指出這些作品的“陳舊”之處外，作者談了對新詩形式問題的新認識，這與他后來一直強調加強文學理論的學習有直接關系。同時，作者解釋了自整風運動之后新詩寫作數量驟減的原因，一是工作繁忙，無法“廣泛地接觸工農兵群眾”，無法深入生活，缺乏現實的題材。二是自己對于新詩的形式探索仍未有明確的結果，需要時間繼續學習。從這篇后記可以看出，1950年代的詩人在詩歌寫作上基本擺脫了1940年代猶疑困惑、搖擺不定的狀態，形成了新的更為明晰的文藝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