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科普日活動正在各地舉行，科普也成了這幾天的熱門話題。盡管進步顯著，但我國科普事業仍有不少難題待解。具體到科普作品的創作、傳播層面，則常被詬病質量不高、訛誤頻出等問題。好科普的標準是什么，如何暢通公眾、媒介、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如何掌控好科普作品準確與通俗之間的平衡？

讀者看不懂、學者認為不嚴謹，科普報道常難以兼顧準確與通俗

對于公眾來說，量子無疑是近期最常見諸媒體的科學詞匯之一。量子衛星、量子糾纏、量子隱形傳態……鋪天蓋地的媒體宣傳、科普推廣，讓這些原本生僻的詞匯逐漸為人們所熟知。文科出身的趙武是個科學迷，但不同媒介上關于量子的介紹，卻讓他有種“冰火兩重天”的感覺。

“一方面是科普很熱，不光是媒體關注，業余科普作家、網絡自媒體、科學家個人都紛紛發聲，關鍵詞一搜，資料很豐富。”但另一方面，趙武說，“正是因為大量信息的涌入，也讓科普資訊的質量參差不齊，有的艱澀難懂，有的以訛傳訛，有的文字粗鄙，往往剛看個開頭，原本求知的心一下子就涼了。”

趙武的吐槽代表了不少公眾的想法。的確，以量子衛星發射時的科普文章為例，僅僅對于“量子”這個概念的介紹，就五花八門。

不滿的不僅是公眾，科學家群體對于不嚴謹、夸大事實的科普也有不滿。2014年，清華大學教授顏寧團隊在世界上首次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轉運蛋白GLUT1。有媒體不加任何定語，用“有望餓死癌細胞”來形容這項成果的價值，但顏寧卻一直對此耿耿于懷。科學家慣有的嚴謹讓她覺得，“餓死癌細胞”還需要一系列前提條件，這種表述太不嚴謹。

即使是由專業科學家把關的科普類媒體，也難免有“失實”的情況。微信公號“賽先生”前不久發表了一篇讀者來信，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退休教授顧凡及質疑“賽先生”轉載的一篇名為《IBM發明世界首個人造神經元，人工智能的底層硬件基石已完成》的文章，認為“IBM發明世界首個人造神經元”等多處不符合事實。

讀者困惑、學者不滿，媒體人也有著自己的糾結和苦衷。美國著名科普雜志《科學美國人》創刊于1845年，目前已有150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為其寫過文章。但即使是這樣一份歷史悠久的雜志，也要不時在嚴謹和通俗間尋找平衡。在總編輯瑪麗特·迪克里斯蒂娜看來，不是每一位科學家都是好的作家。科學家們一般適應了學術期刊的寫作，卻不一定習慣于講故事。還有不少媒體人抱怨：如果完全按照科學研究的嚴謹思路來做科普報道，讀者看不懂；寫的太通俗，準確性又容易失去控制。

信息交流不對稱、青少年科普資源不足、翻譯魚龍混雜，科普困境還有不少

盡管近年來進步顯著，但科普所面臨的困境并不僅僅限于公眾、媒介、科學家三方之間的溝通問題。

上海市食品學會食品安全專業委員會主任馬志英是上海市大眾科學獎獲得者。多年科普工作，讓他感觸頗深：“處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很多領域的信息交流并不對稱。以食品安全領域為例，因為公眾越來越關心健康、養生，但在網絡等媒體上，關于食品的謠言很多，不科學不靠譜的信息反而占領了陣地。”

科普作家、中科院鄭永春博士則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針對青少年的科普事業中，據他觀察，近些年科普事業的聲勢日漸壯大，但青少年群體所能接觸到的科普資源還遠遠不夠。“今年暑假，中國科技館單日的人流量快速增長，已經成為很多家庭來北京的必游景點。但是，這個數據同樣也表明，公眾和青少年對科技館的需求沒能得到滿足，各省市地方的科技館如果做好了，大家也就會分流開來。”鄭永春說。

在鄭永春看來，科技館是科普的重要場所，但運營和維護很不容易。科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激發大家對科學的興趣，要給人帶來新奇感。因此科技館必須隨著高新科技的快速發展及時更新，因此維護成本比較高。

顧凡及特別提到了科學翻譯的問題。他表示，目前國內引進腦科學方面的國外科普著作速度很快，但好的譯作很少，甚至有的連“信達雅”中最基本的“信”這一點上就無法過關。“譯者自己沒有看懂原文，就按句子中英語詞匯里自己最熟悉的一個中文意思代了進去，最后把這些文字串成一句似乎通順的中文句子。”顧凡及說。

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文錚是《七堂極簡物理課》的譯者，他認為，目前科普著作翻譯的酬勞與其工作艱苦程度太不匹配，筆譯只有大約每千字70元，與口譯、影視劇翻譯等高收入工作形成鮮明對比，這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科普翻譯魚龍混雜的亂象，甚至有“不懂就編，不會就刪”的風氣。

科普從業者應該更像一名導游或偵探，嚴謹有趣的同時注重塑造品牌

今年，《七堂極簡物理課》受到很多家長和科學愛好者的歡迎。僅紙書銷量就早已超過10萬冊。憑借著雋永的語言和通俗易懂的科學解釋，這本書廣受好評，有人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本書為科普著作樹立了一個標桿。

企鵝蘭登（中國）公司是這本書的出品方之一，說起這本書的成功，企鵝蘭登（中國）大眾圖書主編趙軒認為，《七堂極簡物理課》在科普的“科”字和“普”字上都很過硬。作者是意大利著名理論物理學家，他的文筆也很出色，更可貴的是，其立意不僅僅局限于介紹科學知識，而是啟發人們獲得一種理解這個世界的新角度。在引進中國前，這本書已經在歐洲、美國取得了巨大成功。

鄭永春直言：“我們現在對科普的認識其實有誤區，科普‘普’的是科學精神、科學思想與科學方法，而不僅僅是知識。”他說，知識是目前“普”得最多的，也是最容易出錯的，即使科學家也不能保證知識的完全正確——隨著科學的發展，今天的真理也可能變成明天的謬誤。科普的最終目標是訓練公眾的科學思維與科學方法，讓人們在碰到問題時，能夠自己去查閱資料、篩選信息、動手驗證、邏輯推理，能夠通過獨立思考得到結論。

好科普的標準顯而易見，但在具體操作層面，仍有不少難題需要克服。

瑪麗特·迪克里斯蒂娜將《科學美國人》雜志的成功歸結于他們長久以來很好地通過科學報道展示了為什么科學對你、我以及所有人都那么重要。“在長期與科學家打交道的過程中，編輯會引導和鼓勵他們將文章寫得更像是一名導游，將讀者從未到過的風景介紹給他們；或者寫成偵探小說般，比如，我有這樣一個懸案，然后我是如何一步步揭開謎底的。”瑪麗特·迪克里斯蒂娜說。

在翻譯層面，企鵝蘭登（中國）公司為《七堂極簡物理課》找來了具有豐富意大利文學翻譯經驗的文錚，并請中山大學教授、天文學家李淼做最后的審讀。文錚用“如履薄冰”來形容翻譯過程，“一些看似基本的用詞在科學讀物中顯得尤為重要，同樣一個詞——譯成‘引力’還是‘重力’？‘匣子’還是‘盒子’？從專業角度都需斟酌。”文錚認為，科學翻譯的最理想狀態應是科學家和翻譯家的通力合作。

針對科普對象的不同，馬志英則會調整自己的講述策略。面對中老年人，多采取簡單易行的實驗演示；面對中小學生，就會從孩子們的零食入手……馬志英覺得，在信息爆炸的當代，科普要想更有影響力、權威性，還需注重培養起一些知名科普品牌。

科普很難，但無論前方有多少困境，科普事業終將更加枝繁葉茂，正如《七堂極簡物理課》最后所說：我們天生就渴望懂得更多，渴望不斷學習。在知識的邊界，我們的求知欲在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