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悅然在一次訪談中談到了歷史意識問題，她認為，雖然“對于一部分‘80后’來說，歷史可能仍舊是渺遠的、和自己無關的東西”，但是“自己絕對不是什么自由獨立的存在，有很多看不見的力捆綁著我們，影響著我們的選擇”。她還指出歷史感的缺乏，嚴重制約了“80后”作家的文學創作：“我們遲遲沒有建立起完整的圖景，了解自己在時代和社會里的真實處境，這使我們的表達顯得蒼白無力”，“修辭上的狂歡似乎只是為了掩飾思想上的空洞”，事實證明“‘青春文學’的潮流過去以后，并沒有留下太多真正有價值的文本”。她的最新長篇《繭》，正是在歷史感驅使下的一次文學實踐。《收獲》主編程永新對此評價說，“青年作家不僅挑戰自己，更挑戰歷史和記憶。這部《繭》一定會改變人們對80后作家的整體印象。”

小說的主人公李佳棲和程恭童年時一起生活在醫科大的南院，雖然屬于不同的家庭和階層，卻有著相似的經歷——父母離異與寄居生活。李佳棲寄居在爺爺李冀生院士家，同爺爺奶奶和堂姐一起生活，但她與這個家庭總是格格不入。程恭和奶奶、姑姑住在一起，奶奶是一個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人，這讓程恭受到了連累。作為家屬院里的“底層人”，程恭與同樣處于低層的大斌、子峰、陳莎莎組成了一個小團體，李佳棲為了同爺爺家作對，也加入了他們。盡管他們可以盡情地游戲玩耍，但是李佳棲和程恭并不快樂。多年以后，李佳棲重回南院，找到了童年伙伴程恭，同他進行了一次長談。小說便在兩人的對話中展開。李、程二人一直在為自己的不幸和痛苦尋找根源，但是這樣做并不能讓他們獲得解脫，反而不斷遇到新的不幸和痛苦。

李佳棲因缺失父愛而變得“早熟”，悲觀而頹廢。她想通過追溯父親的人生來彌補情感的缺失，完整自己。她在尋找父親李牧原的人生軌跡時，不由自主地將他與大歷史相連。“文革”、“上山下鄉”、“詩歌時代”、“下海經商”，李牧原在李佳棲的心中不僅是一個個歷史時段的見證者，更是弄潮兒，甚至連最后的死亡都有著時代的悲劇性。之所以這樣做，原因如同男友唐暉所說的那樣：“你總是要把你爸爸的人生軌跡和宏大的歷史捆綁在一起，好像覺得只有這樣，他的生命才是有意義的。”李佳棲認為，只有父親的人生具有了意義，自己的人生才會有意義。

但是李佳棲最后卻發現，這只是自己的一廂情愿。在和殷正的交談中，她看到了一個不同于記憶中的父親。作為父親曾經的同學和同事，殷正認為他之所以事事都會緊跟時代步伐，是出于對現實處境的不滿和逃避，他“似乎很容易產生挫敗感，然后就放棄所追求的目標，從頭再來”，而從頭再來所做出的選擇，不過是在歷史的浪潮中隨波逐流罷了。尷尬的處境，尷尬的身份，死亡成為父親李牧原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解脫方式，于是他的死究竟是自殺還是意外也不再重要。就這樣，李佳棲在自己或真或假的記憶中為父親所建構起的生命與歷史意義，在與父親一次次的接近中被慢慢地解構掉。在和李佳棲最后的一次爭吵中，唐暉又給出了致命的一擊：“你非要擠進一段不屬于你的歷史里去，這只是為了逃避，為了掩飾你面對現實生活的怯懦和無能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價值，就躲進你爸爸的時代，寄生在他們那代人潰爛的瘡疤上，像啄食腐肉的禿鷹。”徹底否定了李佳棲一直以來為尋找自己的生命意義彌補缺失的愛所做的一切努力。隨著唐暉的離去，李佳棲意識到自己失去了真正的愛。

程恭的痛苦則源于家族仇恨。他的母親曾經十分疼愛他，卻因忍受不了程恭父親的暴虐而丟下兒子跟一個售貨員走了。程恭被送到了奶奶家，奶奶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潑婦，時刻同周圍人處于“戰斗”狀態，稍有不如意便會大加報復。姑姑則膽小軟弱，一生不敢去追求屬于自己的幸福。程恭在南院被大家孤立起來，人們都用異樣的眼光打量著他，認為他心里有臟東西。父親的暴虐、奶奶的胡鬧、姑姑的膽怯，都是由爺爺腦中的那枚釘子造成的。戰爭時期爺爺是名神槍手，解放后爺爺成為醫科大的副院長，因濫用職權而樹敵無數。“文革”時，爺爺在挨完批斗后，腦中被人釘入一枚釘子，成為植物人。程恭知道這個秘密之后意識到，如果爺爺是個正常人，那他現在的處境將截然不同，于是“復仇”成為他唯一的目標。心中的仇恨讓他變的越來越像父親，他將李佳棲的堂姐困在死人塔的高墻上使其摔傷下巴留下終身的疤痕，將無助的流浪狗活活埋死在大雪里，任由哮喘發作的陳莎莎躺在地上掙扎也不施救。對他人進行施虐并不能使程恭的內心獲得平靜，反倒使其在自責中更加痛苦。

我們要關注的問題是，讓程恭變得暴虐的家族仇恨真的存在嗎？程恭爺爺的腦中為何會被釘入一枚釘子？汪露寒的父親是否無辜？中科院院士李冀生又真的是那個逍遙法外的元兇？與此有關的歷史親歷者們因各自的擔憂而無法給出肯定的答復。那個遠離“文革”的年輕人，只能獨自艱難地尋找答案，所獲得的也不過是一種貌似真相的歷史可能——一種由記憶編制而成的歷史可能。

而所謂的記憶，就像李佳棲說的那樣，“太過渴望的事，就會變成一種從未發生過的回憶”，時刻受到情緒和意愿的左右。例如程恭和李佳棲對兩人童年時期書信聯系的記憶就很不一樣。程恭回憶說，“寫好的信放在樓東側灌木叢中的一截廢棄水泥管里”，因為雨水很多，“有好幾回我從水泥管里取出的兩張濕嗒嗒的紙，鋼筆字洇散成模糊一片，無法辨識”。在李佳棲的記憶中，信則是放在一棵很大的無花果樹樹洞里，發綠的信紙散發著青草的味道，即使是暴雨也沒有將它們打濕。兩人對同一件事的不同記憶源于他們對彼此關系的認識不同：在程恭看來，李佳棲就是一個永遠無法辨識的迷；對李佳棲而言，程恭的陪伴則為她不幸的童年增添了一絲光彩。記憶受到了主觀意愿的控制，我們已無法判斷由記憶承擔的歷史同客觀存在的歷史重合了多少又偏離了多少。程恭和李佳棲所追溯的那段家族史，也并非是真實的歷史，而是一種由家族記憶所產生的情緒的傳遞。

李佳棲和程恭將自己一層層地包裹在自己吐出的苦絲中“作繭自縛”，既沒有成為歷史的一員，又被現實拒之門外，成為了真正的邊緣人。歷史依舊是一個無法觸碰的存在，他們只能碰觸謎面，卻永遠無法接近謎底。張悅然在努力地將歷史與現實打通，而小說最終所呈現出的歷史，卻是那樣的遙不可及。李、程二人忙于追尋那觸碰不到歷史的印記，卻將現實的幸福丟失。封閉在自我世界中的記憶，只會將真實的歷史扭曲變形，一遍又一遍地刻著苦難的痕跡。所以小說用不可靠的記憶來追溯歷史的同時，也是在消解歷史，這也許是張悅然所料未及的。沉重的記憶會將人壓垮，厚厚的繭會讓人窒息。若想讓繭中之人繼續活下去，必須為他們鑿開一個能照進陽光、透進空氣的口子。這個口子就是回歸現實，就是小說結尾處那“炒熟的肉末的香味，濃稠的甜面醬在鍋里冒著泡”，“和細細的黃瓜絲一起，倒入潔白剔透的碗中”的愜意與安心。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