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天際烏云帖》長卷

說到書法家需要多方面的修養，需要“字外功”，我們經常會引用晚清大書法家楊守敬在《書學邇言》緒論中說的一段話：

梁山舟答張芑堂書，謂學書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見次之，多寫又次之。此定論也。嘗見博通金石，終日臨池，而筆跡鈍稚，則天分限之也；又嘗見下筆敏捷，而墨守一家，終少變化，則少見之蔽也；又嘗見臨摹古人，動合規矩，而不能自名一家，則學力之疏也。而余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一要學富，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于行間。古之大家，莫不備此，斷未有胸無點墨而能超軼等倫者也。

梁山舟即清代乾隆朝大書法家梁同書；張芑堂即張燕昌，他是“西泠八家”領袖丁敬的門人。兩人都是浙江人（梁錢塘，張海鹽），年齡相近（梁大張五歲）。但學術上，梁同書世家名門出生，自幼受到嚴格的教育。詩文書法，少年有大名。張燕昌應該還是個藝術青年時，曾趨堂叩教，事見梁同書文集《頻羅庵遺集》。

按楊守敬所引，梁山舟謂學書有“三要”，其中“天分第一”。藝術家是具有特殊思維能力的人，他需要對情感、形式的特殊敏感。這種職業敏感，現代科學研究證明，跟人的大腦結構、大腦的某些區域是否發達有密切關系。而這個，相當程度上是靠天生的。后天可以培養或彌補、改善，但作用有限。如“樂圣”莫扎特是一個神童，6歲寫G大調小步舞曲和三重奏，他對音樂的感覺，令很多成年音樂家望之汗顏。此外，多看也很重要。因為看是理解的開始。理解是吸收、模仿和趕超的前提。沒有眼睛視覺信息的攝入，藝術資料儲存不足，就很難進行高水平的藝術創作。因為創作是高層次的信息整合“運算”活動，需要調動大量的知識和經驗儲備，否則無法進行篩選、整合和“運算”。所以強調多看，先看明白，再動手“多寫”，在實踐中消化、吸收。這些無疑都是正確的。

在梁山舟的“三要”后，楊守敬在后面又加了“二要”：“品高”和“學富”，并給出了自己的解釋。如果非要以科學求真的態度和楊守敬較勁的話，那楊守敬得認輸。為什么？因為歷史和現實的事實都不是如此。歷史上那些大學者、大善人、大孝子，多數在書法史上沒有留下名字。道理很簡單：書法是一門藝術。所有藝術，都需要有高度的技術作支撐。沒有基本的有高度的技術，書寫沒有藝術性，也就沒有藝術價值，書法史家當然也就不會予以關注。一個人的書寫習慣是長期形成的。這個習慣一旦形成，沒有相當的時間和精力投入，要改變它是比較困難的。而“品高”，只是一個人在人格自律與修為方面的努力過程。在道德的自律和修為過程中，藝術審美的能力（包括認知、接受、鑒別、創造等）并不能天然地附帶和擁有。所以看古代，高貴者可至于天皇貴胄、圣門子弟，卑賤者可及于閭里村野烈婦，道德，在當時的價值標準下，可以達到至高無上，但不一定在書法上，會自然“能量轉換”，增加多少造詣；如果烈士、忠臣、烈婦能躋身書法家之列，那一定是他們另外苦學苦練而得之。孫過庭說得好：“只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書譜》）。歸根到底，道德修為境界高低，不能和書法水準直接畫等號。因此“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以科學論，是不能成立的。

對于“學富”，情況可能稍稍不同。但籠統地說“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于行間”。也簡單化了，中間缺了過渡環節。

這“稍稍不同”，不同在哪兒呢？

中國傳統的學問，確實博大精深。經史子集，范圍十分廣泛。傳統學人治學，往往不分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從日常生活瑣碎的“鳥獸蟲魚之名”到日常居處“灑掃應對”禮儀之學，再擴而廣之，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甚至要達到“胸羅萬有”，那陰陽五行、天文歷算、堪輿風水、養生數術，三教九流，應該無所不包——楊守敬所說的“學富”，應該指的就是這樣博通這些傳統的包羅萬象的學問。他本人，就是這樣一位大儒。他一生治學勤奮，除了經學，旁涉金石碑版、文字、歷史地理、目錄版本、古泉幣考證等多學科，著述達80多種。尤其是在古代輿地學領域，他的研究成果是他那個時代的高峰。他為酈道元《水經注》所作疏證，是該研究領域的一座豐碑，至今仍然是研究《水經注》的必讀書。（未完待續）

　　　梁同書作品　　　　　　　　柳公權《蒙詔帖》　　　　　　康有為作品　　楊守敬行書《張景陽七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