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悅然 本人供圖

身為新概念作文大賽出身的“80后”代表作家之一，張悅然在過去十年鮮有大部頭作品問世。日前，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她的長篇小說《繭》，因其對父輩歷史的回望，這部小說被業內贊譽為“代表了80后寫作的新質地和新方向”。長江日報記者就此對張悅然進行專訪。

從父輩“偷”來的故事

關于長篇小說《繭》的緣起，張悅然一直坦言“這個故事是從我父親那里偷來的”。

張悅然說，自己父親年輕時是個在中文系讀書的文學青年，1978年他曾寫過一篇短篇小說，故事來自于他童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父親童年時住在醫院的大院里，隔壁樓里有一個他很熟悉的醫生叔叔，被人往腦袋里敲進一個釘子變成了植物人。這個植物人后來就一直躺在醫院的病房里，但是兇手是誰，始終不知道。”

張悅然的父親此后經常想起這個詭異的事件，并猜測究竟誰是兇手？后來，他把這個童年難忘的記憶寫成小說，寄給了上海的一家雜志。可是他收到了編輯的退信：“這個小說的調子還是太灰了，我們可能暫時沒辦法發表。”

父親很久以前就給張悅然講過這個故事，但年輕的張悅然覺得并沒什么太大意思。可是一天一天過去，她漸漸地發現這個故事來到了心里，并突然思考：在那個醫院大院里，那些人的后代，他們現在在做什么？過著什么樣的生活？他們會不會相遇？會不會成為朋友？會不會相愛？

“我覺得這個故事變成了我必須要寫的、必須要去面對的東西。記下這個故事，對于那個植物人，對于他的家庭來說，也許并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不會改變什么。但是，對于我、對于后代的人來說則特別重要，這個意義在于我們應該怎么樣去重建精神世界。”張悅然說。

不要把我們當成一個孤絕的群體

為了讓《繭》成為一部自己滿意的作品，張悅然整整花了近7年的時間。最后與讀者見面的這部小說采用了雙聲部的敘事結構，通過主人公李佳棲和程恭各自的講述，為讀者講述了兩個家庭三代人之間的纏繞恩怨。小說將一樁發生在特殊時期駭人聽聞的罪案不斷抽絲剝繭，不僅還原了歷史場景，還觀照了當下人的日常生活，映襯出歷史的迷霧是如何悄無聲息地覆蓋在下一代人身上。

因為《繭》的兩位主人公是“80后”，作者張悅然也是“80后”，因此人們很容易從“80后”的意義上來看待這部小說。

不過張悅然卻并不完全同意這樣的觀點，“我其實沒有太刻意一定要寫80后的成長或者這一代人的精神狀況，只是因為我身在其中，所以很多時候會帶著這一代人思考的軌跡。其實，《繭》這本小說里不僅寫到很多60后，也寫到70后，或者之前更老的人。所以，我一直在和周圍的世界發生關系，一直都在和別的人對話，我們不要把80后當成一個孤絕的群體審視或者保護，這可能并不見得有利于我們的成長”。

這是一次痛苦的“換筆”過程

《繭》出版以后，張悅然參加了很多場的對談與簽售。很多評論家盛贊，張悅然的《繭》“使得關于當代歷史深思的座席上，有了新的發言人和新的延伸思考。”

不過也有前輩直率指出：“張悅然對情感糾葛和私人恩怨的過度表達使得歷史略顯單薄，缺乏厚重感，沉重的父輩故事裹挾在關于青春的愛恨情仇之中，充斥文本的依然是需要我們檢閱的個人小憂傷。”

對于外界評判，張悅然的應對倒是頗為誠懇：“這是我的一次轉變，它就好比寫書法，原來用的是特別細的筆，當我要寫另一種字體，就必須換一支粗筆，換筆的過程特別痛苦。所以，寫作上的這種轉變就特別困難，但又必須完成這個轉變，不然以后很多東西都寫不了。”

隨著同時期的韓寒、郭敬明紛紛轉型，眼下有人開始把張悅然當成“80后”作家的新旗手，甚至認為《繭》可能代表了“80后”作家們的全新創作走向。對此，張悅然顯得頗為淡定：“我只希望自己一直循著某些問題的思考，不斷在小說中探索。至于從外部去打量一代人的工作，還是交給研究者去做吧。”

︻訪談︼

“想讓‘80后’標簽消失，恐怕很困難”

“與歷史對話，是我們真正長大的標志”

讀+：你的上一本長篇小說到現在這部《繭》整整相隔了十年時間，其間你干嘛去了？

張悅然：我的上一本長篇小說《誓鳥》在2006年出版，寫完以后感覺需要慢下來。我當時已經出版過三部長篇小說，關于青春的一些本能、自我的表達已經完成。過度的表達其實是對青春的一種透支，我覺得自己還沒有完全長大，但已經變得很滄桑。我想應該按照自己內心的節奏來寫作，所以就慢了下來，沒想到一下子過了那么久。這十年期間我沒有發表長篇小說，但做了一些別的事情，比如主編雜志、寫短篇小說。

讀+：你在新作里傳遞了對祖輩、父輩歷史的了解、理解和溝通，這是曾經尖銳的“80后”的妥協還是成熟？

張悅然：我并不覺得對父輩及歷史的了解和溝通，意味著某種妥協。只有了解父輩和歷史，我們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才能真正清楚我們的處境。在我看來，這種和歷史之間的對話，是我們真正長大的標志。很多時候，成熟的代價確實是某種妥協，但是即便青春遠去，我也很希望留住那種青春時的勇氣。

讀+：這部小說里的很多故事、環境、人物都可以在你的家族里找到原型，而且你在后記中還特別反思了現實生活中自己與父親的關系，你父親看了小說以后對你說了些什么？

張悅然：這個小說中個別人物的經歷和我的父親及祖父有一些相似之處，但并不存在著明確的對應關系。我把這些相似的經歷，安置在某些人物身上，并不是為了讓虛構變得更容易，而是因為我對那些經歷懷有很深的感情。比如小說里寫到遠征軍，那曾是我爺爺的經歷。他給我講述得雖然很簡略，但是依然可以使我對那段歷史產生深厚的感情。我需要這種情感作為一些支點，來撬動那些陌生的歷史。

我在后記里想象了父親百無聊賴拿起我的小說翻看的場景，但事實上，我并不知道他是否讀了這本小說，感受是怎樣的。我們從未談起過我的書，也很多年沒有談過我的寫作。某種意義上說，我很享受這種彼此之間的緘默。我和父親的感情，可以在小說世界里，以另外一種方式充分展現和表達。我愿意把這本書看作是寫給父親的一封信。但是，對我來說，重要的是以“對父親說”的方式把它寫出來。這對我很重要。然而父親是否去讀，對我并不重要。

“我從不覺得自己需要什么轉型”

讀+：小說取名《繭》，除了寓意主人公從心靈困境里破繭而出，也暗喻了你自己在文學創作領域的一次努力突破嗎？

張悅然：在寫小說的時候，我只思考小說內部的問題。主人公的狀態和處境，牽系著我的全部感情。至于我個人的狀態，并不會代入到小說之中。所以“繭”這個名字，和我個人的狀態并沒有關聯。不過，也許我們每個人，都在一個繭里。那種困束的狀態，可能是我們每個人的寫照。所以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破繭而出，沖破現實困難的勇氣。

讀+：“80后”寫作往往更多局限于作者的自我經驗，當你開始寫作這部關于歷史的小說時，最大的難度在哪里？

張悅然：我覺得，受限于作者的自我經驗，不是“80后”寫作者的困難，而是所有寫作者的困難。經驗總是有限的，總是有邊界的。而對于每個寫作者來說，都需要突破邊界，去處理自己不熟悉的事，潛入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最初寫《繭》的時候，我覺得這個故事離我很遠，但是漸漸地，很多童年的記憶和經驗被召喚，注入到了這個小說里。這種感覺很奇妙，好像我同時生活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寫這部小說的時候，經驗的局限并不是巨大的困難。真正的難度來自于，我對于一些問題的思考，是在寫這個小說的過程中，不斷完善和豐富的。主人公之一，程恭是后來才來到這個小說里的。他的出現，顛覆了先前的小說結構。我必須推翻重寫。在這次重寫里，很多先前覺得珍貴的東西，失去了光彩，一點點被擠出了文本。舍棄它們，是個不容易的過程。也許因為這個小說寫得太久，就會感覺到發生在小說內部的新陳代謝。那很奇妙，也很殘酷。

讀+：這部小說是你從“青春寫作”向傳統寫作的一次重要轉型嗎？你認為二者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

張悅然：我從來不覺得自己需要什么轉型。我只是自然而然地寫出自己想寫的東西，我自己在發生變化，作品也必然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既不需要期待和渴望，也不可能阻擋和對抗。現在回頭去看很多年前自己寫下的作品，當然有很多幼稚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現在失去的品質，比如某種更純粹，更熾熱的東西。那些作品里的確有一些缺憾，但是它們就是屬于那個年齡的最真摯的表達。題材的變化，是因為年齡的變化，個人的成長而自然發生的。我從未為此感到焦慮。

外界的喝彩和噓聲都不重要

讀+：有人說你憑借這部小說撕掉了“80后”作家的標簽，余華則認為人們加諸在你身上的這個標簽是不可能撕掉的，你更贊同哪種說法？

張悅然：“80后”這個標簽已經存在了十幾年了，想要使它消失，恐怕很困難。現在的我，已經不會為這樣的標簽感到困擾。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個標簽的存在，使很多人對歸屬于這個標簽之下的作家有誤解，會認為他們的寫作就是如何如何的。這種成見會在很長的時間里存在。

不過，它在與不在，都不會對我的寫作產生影響。寫作是非常個人化的事，每個寫作者都會力圖在作品中展現自己的獨特性，而不是去附和或者回應某種標簽所形成的定見。所以，我不覺得標簽的存在，會真正干擾到寫作。

讀+：“80后”作家曾經是以一個群體面貌出現的，但現在他們中有人成為了成功的文化商人，有人完全離開了文學，你為什么一直在文學道路上堅持著？

張悅然：因為我喜歡寫作，覺得它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沒有寫作的人生，會失去了意義。所以對我來說，堅持是毫無困難的，放棄才是困難的，確切地說，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讀+：“80后”近年來提供了哪些有分量的作品？如果你認為并沒有，可以評價并分析一下原因嗎？

張悅然：每一代作家都會遭遇他們的困難。困難之處，也就是挑戰的所在。“80后”也不例外，他們會面臨困難，也會迎接挑戰。也許“80后”作家的作品還不夠成熟，但是現在就開始失望，未免太著急了。寫作者需要遵循自己的節奏，外界的喝彩和噓聲都不重要。

︻手記︼

晚熟也總會成熟 記者歐陽春艷

得知張悅然出新作，是在一個“90后”同事的朋友圈里，她翻拍了一本登有張悅然照片的雜志，并毫不留情點評說“張悅然都已經這么老了”。

那一霎那，我才驚覺時光飛逝，代表青春寫作的“80后”們竟然都快成為“死在沙灘上”的“前浪”了。而且，關于“80后”作家，我們知道就連韓寒、郭敬明都去拍電影致富了，仍在堅持寫作的張悅然就能給我們帶來驚喜嗎？

抱著這樣的感嘆與好奇心，我翻開了張悅然的最新長篇小說《繭》。用一整夜的時間，看完這部約25萬字的作品，我想說的是，“80后”的張悅然當年以一種叛逆與自我的姿態登上文壇，在這部小說里，卻分明可以感受到她與傳統文學、與父輩歷史的試圖和解。

于是想起評論家李敬澤說的一段話——他們中肯定有人會成為真正重要的作家，但不是依靠強加給他們的“80后”的大旗或虎皮，而是依靠他們的藝術才能、他們對人類生活和人類精神的廣博認識，依靠他們與傳統之間的緊張與和解。

張悅然想必很認同這樣的觀點。她也跟我們說自己是“早慧而晚熟”的“80后”，并剖析“可能因為所受的教育及其他一些問題，我們遲遲沒有建立起完整的圖景，了解自己在時代和社會里的真實處境，這使我們的表達顯得蒼白無力，修辭上的狂歡似乎只是為了掩飾思想上的空洞”。

時刻保持清醒，對張悅然這樣年少成名的“80后”作家來說確實殊為可貴。其實，我也還挺喜歡她自信滿滿時說的另一句話：“晚熟也總會成熟，遲一些出發也終將抵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