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命者無咎，有德者不移（書法） 劉紹剛

愧不足以廁前賢之作（篆刻） 劉紹剛

冀以存古人之像焉（篆刻） 劉紹剛

上博簡《周易》（劉紹剛提供）

《子羔》（劉紹剛提供）

郭店簡《尊德義》（劉紹剛提供）

《語叢》（劉紹剛提供）

清華簡《保訓》（劉紹剛提供）

記者：面對著一枚枚楚簡、秦簡和漢簡上古奧、神秘的文字，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些無異于天書；但對于您而言，卻好像充滿著無窮的樂趣。這些楚簡主要有哪些內容？

劉紹剛：楚簡都是兩千三百多年前的竹簡，也就是說，是孟子、荀子、莊子那個時代的竹簡。在這些竹簡里，有流傳至今的文獻《老子》《周易》《緇衣》《五行》，有《尚書》的佚篇，更多的是失傳已久的文獻，像《孔子詩論》和一些戰國時期的儒家文獻、戰國時期的歷史、諸子的文獻，更發現了諸如周文王的“遺囑”《保訓》《耆夜》中《周武王致畢公詩》以及諸多的先秦文獻，用李學勤先生的話說，這些文獻連司馬遷、班固都沒有見過！對于中國歷史、學術史、古文字學等各類學科的研究，都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面對著這些前人留下來的竹書，解讀其中的字句、體會其意味，如同與古人在對話，與先賢在無聲地交流。

記者：這些楚簡的發現，除了學術價值以外，在書法藝術上應該也有極高的價值吧？楚簡文字在篆、隸、楷、行、草中屬于哪種書體？它的藝術魅力在哪里？

劉紹剛：如果非要給楚簡在五種書體中找一個歸屬，只能歸于“篆”，因為凡是秦以前的文字，包括金文、甲骨文，現在談書法的人都只能歸到“篆”里面。但如果準確一點說，它應該叫“古文”。古文在中國的文字和書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種字體。《說文敘》中說新莽時期的“六書”，第一就是古文，主要來源是“孔子壁中書”，這是漢代發現的一批戰國簡。公元241年（三國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刻《三體石經》，古文也是排在篆隸之前的字體。直到晚清時期編寫的金文字典《古籀匯編》，其中的“古”就是指古文。

楚簡在書法藝術上也有非常重要的價值，首先是使人們認識的文字大大增多了。過去用古文字進行書法篆刻創作，最令人頭疼的就是字少，很多詩詞名句在秦以前的文字中找不到。現在隨著大批楚簡的發現和研究的深入，我們認識的古文字數量增多了，有的一個字就有幾種異體字，這就使書法創作的素材豐富了許多。

大家知道，古代書法的經典，流傳下來的就是墨跡和拓本兩種。甲骨文、金文、刻石、碑帖這些拓本大部分是“黑紙白字”的。過去墨跡的東西是非常珍貴的，像我們知道的“二王”的作品，大概都是唐代的摹本或臨本。過去乾隆皇帝得到王羲之、王獻之的唐摹本，專門在北海蓋間小屋，叫什么？三希堂，三件非常珍貴稀有的東西。為什么墨跡的價值更高？因為墨跡不像拓本經歷過二次加工，又有銹蝕或歲月造成的殘泐。墨跡更能反映出用筆的痕跡。我們現在見到的楚簡，是公元前二三百年的，那比“二王”的墨跡要早多了。

楚簡發現之前，我們所能見到的古文，無非就是戰國時期的金文等銅器銘文，再就是《三體石經》以及《汗簡》《古文四聲韻》上面的字體。而楚簡的發現，讓我們見到了以前的書法家從未見過的各種古文的結體和用筆，像郭店簡《老子》的質樸簡約、《成之聞之》《尊德義》以側鋒用筆營造出的流暢飄逸、《語叢》剛柔相濟的“垂針”，還有清華簡中《保訓》《良臣》中鋒用筆所顯現的厚重堅實、上博簡《孔子詩論》的精到，都是以往的古文中沒有見過的。

記者：您對學習楚簡書法有什么心得？是不是把這些精美的楚簡文字臨摹下來，就是一幅書法作品了？

劉紹剛：學習楚簡書法，分臨摹和創作兩類。臨摹楚簡，與臨摹晉唐以來的碑帖不同。晉唐碑帖大都是名家之作，臨摹應該一點一畫都忠實原作，而楚簡的臨摹則不同：楚簡的書手有高低之分，書寫時的狀態不同，有的工整，也有的草率，偶爾抄手還會有筆誤，不像在青銅器鑄刻銘文那么準確、謹嚴。所以臨摹楚簡，應該參考戰國青銅器的銘文，首先把字形結構寫準確。其次，楚簡的筆法多種多樣，要有選擇地吸取，不能依樣畫葫蘆。中國書法藝術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審美習慣，對于不符合傳統審美要求的東西，應該審慎地吸取。還有一點，楚簡是書寫在竹簡上的小字，我們今天是在極富滲化力的生宣紙上寫字，字形也大了許多，必然也需要在造型和筆墨上有所改造，所以臨摹楚簡的過程，應該是一個在藝術上再創作的過程。

記者：用楚簡的文字創作，對創作的內容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要求？我看到您寫的作品《孔子論學八體書二種》，在內容上有怎樣的選擇？

劉紹剛：書法是藝術創作，本來沒有什么要求，但使用古文字進行創作，還是有一點講究。比如標語口號不寫，世俗俚語不寫，文辭不雅不寫。用古文字寫，有幾個人能看懂？沒意義。用古文字創作，最好是文字和內容能和諧一致，比如用西周金文寫《尚書》，我用金文寫周武王詩“樂樂旨酒”，用楚簡寫屈原、老子、莊子的句子，用西漢的“古隸”寫西漢的詩句。我前幾年寫的《見賢思齊》和《上善若水》兩個系列的作品，就是選擇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的內容，從先秦諸子中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詞句，用戰國秦漢的文字書寫的作品，對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也有一定意義。

當然這也不是說除了先秦的句子，后代的文辭就不可以寫，比如大家都喜愛的唐宋詩詞等，也是我們經常寫的內容。不管寫什么內容，寫的字和詩詞內容的風格應該盡量一致，根據詩詞的內容，選擇書法風格或流暢飄逸，或凝重質樸的字，這是考量書法家“字外功夫”的。像徐悲鴻請人治印，刻“八十七神仙殘卷之居”，請蔣維崧先生刻，因為蔣先生的印文雅；而刻“吞吐大荒”，就得請齊白石刻，齊白石的藝術風格適合刻這樣的詞句，大氣中有幾分霸悍。這就是什么人適合刻什么印，這個道理放在寫字上也同樣適用。

記者：古文字書法在整個書法領域有多大的發展前景，它會成為書法創作的主流嗎？

劉紹剛：在中國書法史上，從王羲之開始，楷書、行書、草書一直是主流，篆書、隸書只算是支流。

古文字書法的起步比起篆隸來就更晚了。金文從宋代發現，到晚清吳大澂、丁佛言之后才算有了金文書法。20世紀初甲骨文發現后，羅振玉、董作賓等人開始用甲骨文進行書法創作，容庚、商承祚、蔣維崧、徐無聞等前輩在古文字書法上都有各自的貢獻，在當代書法界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

古文字書法的門檻比較高，因為書寫者必須要懂古文字，而能夠欣賞的人，也必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古文字知識。所以古文字書法很難普及，更不會成為書法領域的主流。劉向《新序》中有這樣一段話：“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古文字書法應該就屬于后者，是只有少數人才能創作和欣賞的藝術。

記者：既然知道古文字書法屬于小眾藝術，您為什么還癡迷于此呢？

劉紹剛：藝術無所謂大眾小眾之分，小眾的藝術也有它生存的意義。像古琴、昆曲都是小眾的藝術，沒有前些年的吉他、迪斯科那么“流行”，更不像廣場舞那樣普及，但卻是第一批中國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古文字書法確實是小眾的藝術，但它的價值并不會因為受眾少而降低。

記者：古文字書法對您來說，有什么獨特的魅力，能讓您數十年為之努力、堅持不懈呢？

劉紹剛：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大學演講時說過這么一段話：“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現……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現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徐悲鴻20世紀40年代在北平與業師蔣維崧等朋友吃飯時，也說過這么一段話：現在有兩樣東西我們應當超過古人，一樣是烹飪，一樣是篆刻，因為材料比以前多了。

一位是國學大師，一位是藝術大師，兩個人同樣對新材料如此重視，也說明新材料不管是對學術還是對藝術的發展，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從20世紀后半葉開始，大量的戰國、秦、漢簡牘帛書不斷被發現，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這種“眼福”、機遇，是值得前輩書法家羨慕的。然而要把這些新發現通過書法表現出來，換句話說，就是要寫出這個時代才可能出現的作品，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的老師蔣維崧先生生前就多次說過：要寫出對得起這個時代的作品。我一直記著老師的教誨，努力為書法藝術貢獻出自己獨到的新作。

在喧囂的都市中，遠離燈紅酒綠的喧鬧，遠離低級趣味的娛樂，忘掉世俗的紛擾、物質的誘惑，在一個角落里，靜靜面對著一枚枚古人留下的簡牘，體味著其中深奧的內容，欣賞著那兩千多年前的書手留下的墨跡，仿佛穿越了時空。一旦有了新的領悟，掂一支狼毫，研一池新墨，古老竹簡上的文字，在潔白的宣紙上仿佛復活了，既保留了古意盎然，又增添了幾分新趣。這種好似與古人對話的感覺，是難以與外人道來的一份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