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西里阿諾·拉莫斯

上世紀30年代，巴西社會極為動蕩：經濟上，受1929年華爾街股災影響，咖啡出口量與價格大幅下降，迫使巴西進行工業化轉型；政治上，通過1930年起義與1937年政變，來自米納斯·吉拉斯腹地的熱圖里奧·瓦加斯上臺建立獨裁政府，推崇民粹主義；思想上，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針鋒相對，關于傳統與自由、精英與大眾的爭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這種背景下，巴西文學卻迎來了一段相當興盛的時期，較為落后的東北部地區更是涌現出一大批優秀作家，統稱為“30一代”或“東北部作家群體”。這些作家大多擁護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立場，將文學創作與思想斗爭結合起來，致力于展現巴西現實，揭露社會問題，既要替長久以來被忽視的底層民眾發聲，也要將他們當作潛在的讀者來考量。因此，“30一代”作家通常采用通俗化的寫作風格，立足于地方特色，廣泛采用日常口語，政治立場鮮明，并具有英雄主義或者多愁善感的傾向。在這一時期的經典作家比如若熱·亞馬多、拉蓋爾·德·蓋羅斯和若澤·林斯·德·萊古的作品中，都不難發現這些特點。

然而，作為“30一代”中最受評論界推崇的作家，格拉西里阿諾·拉莫斯（1892-1953）則顯得頗為不同。他的作品雖然也帶有濃郁的區域主義特色，卻極少涉及歷史事件與時局變遷；盡管對底層民眾抱有同情，卻從不遵循社會現實主義美學；雖然致力于對社會現實的如實記錄，卻更注重對“自我”的心理探究。他反對將“集體”凌駕于“個人”之上，當若熱·亞馬多表示現代小說應當壓縮個體、推崇團體時，他卻認為亞馬多的作品《汗珠》中最突出的只是個別人物，尤其是作為敘述者的作者本人。他堅持作家理應書寫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曾私下對好友若澤·林斯·德·萊古放棄從小生活的蔗糖種植園，轉而選擇并不熟悉的腹地悍匪作為主題表示不滿。正是由于他對自身風格的堅持，巴西文學評論界的領軍人物安東尼奧·甘迪杜早在上世紀40年代便認為“格拉西里阿諾·拉莫斯以獨特的方式從‘東北部作家群體’中脫穎而出”，并在《圣保羅日報》上連續撰寫5篇專稿評論他的創作。

在主題與內容之外，真正使格拉西里阿諾·拉莫斯站上巴西文學頂峰的，還是他對語言近乎偏執的追求。與年少成名的若熱·亞馬多、拉蓋爾·德·蓋羅斯不同，格拉西里阿諾·拉莫斯出版第一本書《卡埃特斯》時，已經年逾四旬。在此之前，他曾試圖在里約熱內盧探尋文學之路，卻因為家庭變故不得不返回故鄉所在的腹地小城，并在那里當選為市長。而最早令他享譽巴西文壇的也不是文學作品，而是他作為市長撰寫的《年度工作報告》。得益于拉莫斯極為出眾的語言風格，這份用于交差報賬的市長報告在《政府公報》一經刊登便引起巨大反響。當地的《阿拉戈阿斯日報》將其稱為“最有趣、最有表現力的文件”，并由此引發連鎖效應，不僅阿拉戈阿斯州的報紙競相轉載，就連里約熱內盧的文化圈子也對其交口稱贊。這篇報告同樣引起了著名詩人兼出版商奧古斯都·弗雷德里庫·施密特的重視。盡管并不認識拉莫斯，施密特還是給這位傳奇報告的作者寫了一封信，問他是否有已經完成或正在創作的小說，表示愿意代為出版。而拉莫斯雖然早在5年前就完成了《卡埃特斯》，卻覺得并不滿意，不愿意交給施密特。最后還是亞馬多自作主張帶走了手稿，這部小說才得以問世。

一個連政府報告都能寫得別具一格的人，其文字功夫自然不在話下，但是格拉西里阿諾·拉莫斯卻總覺得自己的作品不盡人意，習慣于反復修改。他執著于精簡文字，將篇幅不斷壓縮，這也使他的行文變得非常好辨認：他很少使用形容詞和副詞；如非必要，絕不使用從句；長句也盡量截短，有時一個句子只有兩三個單詞。評論界習慣用“干”“硬”“冷”等詞匯來形容他的語言風格，而他自己則將對語言的打磨視為寫作的基本要求，并對此有一番精彩論述：“應該像阿拉戈阿斯的洗衣婦那樣寫作。她們洗第一遍，把臟衣服在湖邊或河邊浸濕，擰干，再次浸濕，再次擰干。之后漂洗，再次浸濕，用手在衣服上潑水。將衣服放在石板或干凈的石頭上拍打，再擰幾次，直到不再滴水。這些都做完了才能把衣服晾起來。寫作的人也要這樣。詞匯不是用來裝飾的，不是為了像假黃金那樣閃光；詞匯是用來講述的。”

這種擠干文章最后一點水分的做法不僅將寫作變成了一份艱苦的工作，也使拉莫斯的作品與普通讀者的距離越來越遠。但另一方面，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水準，不僅受到文學評論家的一致稱贊，更為后來的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寫作范本。拉莫斯一生只出版過4部長篇小說，除自然主義風格的處女作《卡埃特斯》之外，剩下的三部現代主義小說《圣貝爾納爾多》《痛苦》和《干枯的生命》都在巴西文學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正因為如此，關于哪部才是拉莫斯最佳作品的爭論才一直沒有停歇。

《圣貝爾納爾多》以腹地鄉村為背景，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講述了貧苦出身的保羅·歐諾里奧如何一步步將圣貝爾納爾多莊園占為己有，卻只能孤獨終老的故事。保羅·歐諾里奧是一個孤兒，由賣甜點為生的黑女人撫養長大。直到成年時因罪入獄，才在獄友的幫助下學會識字。出獄之后，憑借精明與冷酷，保羅·歐諾里奧用不光彩的手段得到了圣貝爾納爾多莊園，并娶了小學女教師瑪德萊娜為妻。但是兩人婚后卻矛盾重重，難以相互理解，最終瑪德萊娜自殺，保羅·歐諾里奧也感到無比空虛，選擇用筆將自己的一生記錄下來。在回憶過程中，保羅·歐諾里奧盡量做到坦白公正，但他畢竟文化水平不高，對事物理解片面，并有自我辯解的傾向，想要把握他的心理和敘述口吻也變得頗為困難。在心理層面上，拉莫斯主要以自己的父親為參照（他的父親當過小莊園主，也開過小店鋪，脾氣暴躁，還有點唯利是圖），而語言層面上則需要花費更多的心思：既要簡單直接，又不能平鋪直敘，既要考慮到敘述者的生活背景與文化層次，又不能降低小說本身的文學性。因此，在小說初稿完成時，拉莫斯才會在給妻子的信中如此說道：“《圣貝爾納爾多》寫好了，但正如你見到的那樣，幾乎都是用葡萄牙語寫的。現在需要將它翻譯成巴西語，一種混亂的巴西語，跟城里人書上的語言非常不同，一種草莽的巴西語，有許多未曾刊登過的表達方式和我自己都未曾設想的美感。”

《痛苦》則以拉莫斯的親身經歷為基礎，描寫了一個獨自在大城市謀求出路而不得的小人物。這是拉莫斯最有存在主義色彩的一部小說，從頭至尾都籠罩著一股壓抑的氛圍，也是當時拉莫斯精神狀態與巴西整體社會政治局勢的寫照。無論對于主人公路易斯·達·希爾瓦還是作者格拉西里阿諾·拉莫斯來說，令人痛苦的都不是利益相關的具體事物，而是一種渾沌、迷茫、前途未卜的絕望，一種迅猛而強烈的挫敗感。這種感覺有著強大的感染力，也因此被安東尼奧·甘迪杜稱為拉莫斯“最有野心”的作品。可惜的是，這部小說初稿完成不久，拉莫斯便因政治原因入獄，失去了進一步修改作品的機會。在關押期間，由于經濟拮據，拉莫斯不得不將未經修改的小說出版，《痛苦》也因此成為他文學生涯的一大遺憾——“犧牲了一個不錯的主題，在我看來是這樣”。

出獄之后，拉莫斯留在了曾經關押他的里約熱內盧，再也沒有返回東北部的故鄉。1938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長篇小說《干枯的生命》，將故鄉腹地的景色、動物和人付諸紙上。《干枯的生命》是拉莫斯與“30一代”總體風格最為契合的一部作品，把貧窮、干旱、強權施加給腹地人的苦難表現得淋漓盡致。即便如此，與同時代的其他作品相比，這部小說的獨特性依然顯而易見。首先，《干枯的生命》并非一個線形展開的故事，各個章節之間相互獨立，有些部分甚至可以打亂次序閱讀。這樣一來，苦難似乎成為一種宿命，沒有終結的可能。在這部小說里沒有英雄人物，沒有烏托邦，也沒有能夠應許的未來，有的只是無措的腹地畜牧人與他們質樸卻晦澀的內心。其次，拉莫斯對文學語言有種一貫的苛求，不愿為了表現真實而將底層人民不顧語法顛三倒四的對話直接搬到小說里去。如果《圣貝爾納爾多》的保羅·歐諾里奧盡管粗俗，卻還認得些字，而《干枯的生命》的法比阿諾一家則連話都說不好。既然故事的主人公難以用語言表達心中的思想，拉莫斯便將直接對話改為間接引語，在不損傷真實性的前提下保證了語言在語法上的合理性。

自30年代末期開始，拉莫斯便轉向了自傳與回憶錄的寫作。在創作虛構作品時，他遇到的阻礙多源于自身的嚴格要求，而回憶性質的文字由于涉及現實的人、事、物，使他必須面對周圍人的責難。由于在自傳《童年》中揭露了父母老師曾經的暴力行為，拉莫斯家鄉的親友專門寫信給他表達不滿。更麻煩的還是他講述被捕經歷的《獄中回憶錄》：一方面，當初下令逮捕他們的瓦加斯勢力依然當權，并實行了獨裁統治；另一方面，他所加入的巴西共產黨希望他能夸大監獄中的苦難，為意識形態斗爭出一份力。而拉莫斯卻堅持做到不偏不倚，他既寫下了獄中遭受的痛苦，也記下了一些軍官獄卒對他的善意幫助，既描述了一些政治犯所受到的刑罰，也對他們的天真虛榮進行了批評。在撰寫《獄中回憶錄》期間，他不僅要重新面對痛苦的經歷，還要擔心獨裁政府的迫害和巴共同僚的審查。然而，面對重重困難，他卻并未退卻，而是將講述事實當作自己的責任。如他所言：“沒有人享有完全的自由：我們首先受制于句法，最終受制于社會政治條例辦事處，但是，在語法與律令約束的窄小空間內，我們依然能夠有所行動”。仿佛在他看來，無論政府的法條還是黨派高層的命令，都跟語言規則一樣，是必須面對的困難，而非聽之任之的借口。

《獄中回憶錄》一直到拉莫斯去世之后才得以出版，也成為他第一本可以稱之為“暢銷”的書。 而其余作品只是在他成為經典作家之后，才逐漸擁有更多讀者。可以說，讀拉莫斯的書從不會讓人感到愉悅，但真正喜愛他的人卻百讀不厭。在巴西文學第一次打破精英壟斷、轉向普通大眾的30年代，拉莫斯并未向通俗文學妥協，但他對文字的認真與赤誠，卻對后來的巴西作家產生了重要影響——正如貝爾納爾多·基爾森在60年代所斷言的那樣：在新一代作家的虛構作品中，格拉西里阿諾·拉莫斯的身影幾乎無處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