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名人】

“小林，你的理想就要實現了，組織上決定吸收你入黨了。”

1959年，北京中南海西花廳。得知為建國十周年獻禮的影片《青春之歌》成片的消息，總理周恩來決定親自調看這部電影。

那一天，影片的主創人員也來了。當莊嚴的入黨誓詞與激昂的“一二九”學生運動疊映之際，在場者的心潮也澎湃起來。中場休息時，總理握著主演謝芳的手說：“祝賀你的成功！”

這句話，謝芳記了一輩子。

《青春之歌》是一部劃時代的作品，從小說到電影的改編速度之快，表現的力度和廣度之深，以及公映后舉國乃至海外的火爆，都讓它躋身經典之列。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位在大熒幕上舉重若輕的“女神”，原來是第一次“觸電”。

五十多年后再憶往事，已是81歲的謝芳報之一笑。青春不在，韶華已逝，白發爬滿了她的額頭。談起年輕時的起起落落，她時常若有所思地望向遠方。

“是時代造就了林道靜，也是信仰塑造了我。”她嘴角淺笑，顯出那個年紀才有的知足。

時光回溯。1935年，謝芳誕生在上海一戶基督教家庭，原名懷復，寄意懷念故土，克復神州。父親是神學院教授，母親則多才多藝，從小給予她藝術的熏陶。七八歲的時候，謝芳隨父母輾轉去了香港，也養成了每日禱告的習慣。此后半生的恬靜不爭，大概就是那時打下的根基。

不多久，新中國成立的“福音”就傳遍了大江南北。一向擁護共產黨的父親聞訊后，決定辭去香港神學院的職務，攜全家回到武漢，預備在這個朝氣蓬勃的國家做時代的新人。

“祖父當年因為逃難，走投無路之際被教會接濟，為了感念恩德，便送父親學了神學。然而相比于拯救個人，中國共產黨拯救的卻是一個民族的危亡，功在千秋。”

回到內地第二年，謝芳初中畢業。一心要報效祖國的她，本來志愿赴朝作戰，只是沒想到機緣巧合，竟讓中南文工團——也就是后來的中南（武漢）人民藝術劇院給“收”了去。

“說來也巧，當時團里音樂部的主任杜平就住在我家樓下。”正缺青年女演員的杜平，一眼便相中了謝芳。她入團后，一待就是十多年，演繹了《小二黑結婚》《白毛女》等經典歌劇，也多少唱成了一個“角兒”。1958年，毛主席來湖北視察，謝芳隨團參演了漢劇《柜中緣》，受到主席好評，這一切都讓她感到與共和國命脈的緊密相連。

冥冥中自有天數。就在同一年，楊沫的《青春之歌》問世，成為了轟動全國的“超級暢銷書”。為搶奪電影改編權，京滬兩家大制片廠甚至鬧到了國家電影局。而最終取得改編權的北影廠，將電影的拍攝交給了知名的戲劇家崔嵬。在激烈的選角之爭中，崔嵬不迷信，不盲從。他想到了曾經的下屬謝芳，并力排眾議促成了她北上試鏡。

這一抉擇，改變了謝芳的人生道路，也成就了她載入影史的一系列經典熒幕形象。

“如果沒有中南文工團，我會去參軍打仗。如果沒有老黨員崔嵬導演，我可能還在唱歌劇。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沒有共產黨在血與火中的奮斗，就不會有《青春之歌》。”謝芳坦言，從普通人成長為眾人皆知的電影明星，黨無疑是自己的“伯樂”。

在《青春之歌》中，謝芳飾演的林道靜，既充滿革命的勁頭，又富于知識分子的氣質，真實再現了一位革命者的成長史。趁著《青春之歌》的余熱，謝芳連續接拍了《早春二月》和《舞臺姐妹》，三部電影各出名家之手，又因為對時代激情的真實刻畫，被合稱為“青春三部曲”。始料未及的是，謝芳在三部曲中剛剛擎起的信仰旗幟，卻遭受了時代的無情打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謝芳的“青春三部曲”被批判為“毒草”，她自己也成了“黑線人物”。

面對不堪回首的十年，現在的謝芳仍是微笑以對。“冤嗎？”“不冤。”她搖搖頭，“北京的‘黑幫’多，我都排不上號。”面對現實的風風雨雨，她學會了自我解嘲，她說自己屬豬，屬于“樂天派”。“任何時候，天塌不下來”。她的寵辱不驚，流露在眼角眉梢。

更難能可貴的是，在風雨如晦的十年，她的信仰旗幟沒有倒下。對黨的信任，讓她積極地展開了自我調理，以希望笑對人生。她堅信，云開霧散的一刻，就是自己歸來之時。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驅散了動亂的陰霾，吹響了新時期號角。謝芳也如愿歸來——此后三年，她以每年一部的頻率，主演了《淚痕》《第二次握手》《李清照》。這三部影片又被稱為她的“中年三部曲”。

歸來的謝芳，盡管青春漸逝，卻高歌不息，憑借自身的形象特點，她塑造的新知識分子形象，無不帶有強烈的時代特征。這背后，是對新中國的感恩，也是信仰力量的支撐。步入耄耋之年，她又給自己制定了“老年三部曲”的計劃——不久前殺青的電影《仁醫胡佩蘭》，就算開了個頭。

“青春之歌屬于過去，但老年的歌才剛剛開始。”她笑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