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的新作《獨藥師》，講述了一個關于獨藥師世家第六代傳人季昨非如何在民國的亂世中搖擺于尋求長生、追求愛情、支持革命三條人生道路之間的故事。

這其中最吸引人的當屬尋求長生。從“獨藥師”這一特殊對象的選擇上，我察覺到嚴肅文學與類型文學相互交融的可能，在故事的開端，我甚至幻想自己能夠目睹一次真實的長生不老，窺視到某些只屬于民間的奧秘。這種奧秘與莫言、賈平凹那種一望便知真?zhèn)蔚拿耖g傳奇不同，它們應該更貼近那種自成邏輯、略帶神秘乃至邪性但卻被主流敘述掩蓋的真實。“獨藥師”這個生僻的名詞以及作者交待的仿佛確有其事的塵封檔案，使長生蒙上了一層神秘而又真實的色彩。

然而從我們一貫對長生與修仙的想象出發(fā)，小說無論是對“獨藥師”這個特殊的群體，還是對追求長生的具體修煉方式的交待，都是平平無奇的。除了一劑可得長生、但從未體現出藥效也未披露制法的“獨方”之外，獨藥師的功課只是“吐納”、“餐飲”、“膳食”、“遙思”而已，“吐納”、“膳食”無需多言，所謂“餐飲”指的是修煉者看待世間萬物時采取的眼神，所謂“遙思”則是依托于讀書之上，一種有節(jié)制的想象性活動。

從《柏慧》、《九月寓言》、《古船》等作品一路走來，我深知讓這樣一位極具典型性的嚴肅作家像許多類型小說寫手那樣，去對著一個明顯脫離現實的東西故弄玄虛，是不太可能的。因此也可以說在對作者以及中國當代嚴肅文學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就能預想到“獨藥師”的事業(yè)必然不會有什么確切的成果，即使小說從第三頁開始就出現了“世上再也沒有比死更荒謬的事情了，這種事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要不犯錯才行” （第3頁）這句話。

如果已知不能“長生”，《獨藥師》主人公季昨非則不過是個兼具道士與地主身份的普通人而已，那么張煒先生又為什么把“長生”和“獨藥師”放在文本最顯要的位置上？

在我看來，作家對長生問題的選擇，大概因為長生不老既是人類社會中長存不滅的渴望，也折射著人們的現實焦慮。常識告訴我們，永生是荒謬的，所以探討不死之道總是局限在玄幻、科幻小說中。而追求長生的動機、長生可能為人們認識世界帶來的變化則是嚴肅文學有責任處理的問題，與長生本身能否在當下實現關系不大。其動機背后包含著人們對現實的依戀與不滿，而變化背后牽涉的則是人們面對現實立場的轉變——比如《獨藥師》中自認可以得長生的邱琪芝，就認為在無限的歷史面前，企圖以一場暴力革命從根本上改變社會近乎愚蠢，人們擁抱愛情也只是為了確證這種情感終將成為累贅。

雖然長生看似虛無縹緲，仿佛是類型小說才青睞的選題，但實際上故事將以“追求長生”為宿命的季府第六代傳人放置在各種矛盾的中心，并且書寫包括他在內多個角色在私人與社會生活方面的抉擇時，作者處理的卻是關乎歷史與現實、群體與個人的重要問題。季昨非在養(yǎng)生方面的導師邱琪芝自稱已經活了一百四十多年并且將得到永生（雖然最終彌留之際他承認自己只有一百一十多歲，但通過作者對其皮膚、神態(tài)的描寫，此人已大有超越自然法則之勢），認為暴力革命不值一哂，但當最心儀的小徒弟因參與革命身陷囹圄時，邱琪芝還是舍身搭救最終中槍身亡。邱琪芝的命運象征著即便一個人的肉體可以超脫一切世俗關系的束縛，但根植其中的人性帶來的個人情感，還是會將個體拉入到群體性的革命活動之中。通過邱琪芝的命運，作者并沒局限于經濟、社會等層面的分析，而是從一種只有文學才能表現的極端狀態(tài)中，肯定了革命發(fā)生的必然性。

如果說人性在邱琪芝身上顯得隱秘而又節(jié)制，那么在季昨非身上那種精神與肉體上的渴望則無處不在、躁動不安。季一度沉迷于兩性關系難以自拔，他在婚前的三個性對象都有著耐人尋味的身份：第一個女人綽號“鸚鵡嘴”，“奇大的黑色乳房”、“門板一樣寬，石碾一樣圓，泛著古銅色的身軀后影”（第40、41頁）賦予了這個角色以生殖崇拜的味道和某種妖魔化的特征；第二個女人白菊則有明顯的“聊齋”味道，來歷與去向成謎，不會言語，有著老虎一般寬闊的額頭與極其嫵媚的酒窩，同一眾風塵女子居住在神秘的小白花胡同中，每當季昨非在此消磨數天，元氣就會受到致命的消耗；第三個女人朱蘭篤信佛教，端莊美麗、溫柔堅強，在外表與性格上都滿足了男性對理想女性的幻想，對季而言朱蘭身兼母親與摯友的角色，即便季轉投別人懷抱朱蘭亦不怨不怒，并給予支持。順帶一提，雖然《獨藥師》處理了頗多肉體與精神上的欲望，但張煒的筆觸典雅節(jié)制，在新時代以來頗多處理愛情與欲望的小說中顯得難能可貴。最終季選擇了身兼基督徒與新式女性特征的陶文貝作為妻子，某種程度上男主角與這四名女性，就是五個迥異的文化符號，作者不止一次強調季的身上有種“小公馬的味兒”（第263頁），引導這幾種文化產生碰撞交融的正是這種屬于前文化的原欲。

而季昨非在半島的革命發(fā)展中起到的作用幾乎同樣由這種原欲主導，而與革命本身的高尚目的關聯(lián)有限。他多次藏匿“亂黨”，一半因為對義兄徐竟的手足之情，一半出于他渴望以此為由多接觸陶文貝。而他為革命者金水刺殺清朝道員頂罪，則只是因為他想向陶文貝以死明志，讓自己獲得一種羅曼蒂克式的英雄色彩。在幾篇創(chuàng)作談中，作家張煒首先強調的都是由故事中徐竟等革命者形象體現出來的小說與歷史的互文關系，在《獨藥師》中，以“長生”為契機，“革命”的動機變得非常復雜。革命既因與人的本性相糾纏體現出歷史角度的必然性，又因類似邱琪芝、季昨非等人并非“為革命而參與革命”，體現出個人生命角度的偶然性色彩。即便是作者最推崇的革命者徐竟——以歷史人物徐鏡心為原型塑造的人物——也在高談革命理想時出現了類似性欲沖動般的生理反應。由此觀之，在這部有關長生的書中，張煒給予革命完全不同于正統(tǒng)歷史書的解釋。就像威廉·H·布蘭查德在《革命道德:關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書中展示的，革命中有對于理想、正義的追求，但其中也摻雜著很多與之背道而馳但卻暗合個體無意識的東西。

《獨藥師》內部蘊藏著復雜的辯證關系。在獨善其身的條件下，追求長生象征壓抑欲望，追求愛情象征滿足欲望；對季昨非而言革命因提供了追求愛情的條件而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滿足欲望，又因導致不能獨善其身而意味著壓抑欲望。三者形成的三角結構包含著個人與群體、滿足與壓抑的復雜對立統(tǒng)一。作者將這些相生相克的元素錯落有致地置于同一個舞臺，一如季昨非在配制丹丸時根據情況不斷做出“加減”。貫穿全文的那劑可得長生的“獨方”究竟是什么？也許作者希望我們沿著長生、愛情、革命這三條交叉小徑，從更廣闊的歷史與現實中尋找答案。

（作者劉詩宇，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