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對·進士無大才》

敦煌唐寫本《問對》殘卷

再現千年前科考士子文采

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中，有兩件唐寫本《問對》，它們是策問的范本，亦即士子們準備科舉考試的參考資料，對我們了解唐代科舉與初唐社會有很大幫助。這兩件《問對》寫卷，原本是一個長卷，后來一分為二，斷為兩截，通過不同途徑，最后匯集到國家圖書館。

寫卷兩截之一：監守自盜落入私人手中

其中之一編號為BD14491，長150厘米，僅存4紙，文字有75行。卷子有黃絹包裹，包裹上綴有簽條，寫有一條題識，內容是“唐人寫問對二十六條，長十六尺，高八寸三分”。這件殘卷原是劉廷琛舊藏。劉廷琛（1867—1932）是江西九江人，字幼云，清光緒二十年（1894）中進士。清末劉廷琛歷任翰林院編修、陜西提學使、京師大學堂監督、學部副大臣。他是李盛鐸（1859—1934）的親家，而李盛鐸又是甘肅布政使何彥升（1860—1910）的親家。1910年，何彥升負責清理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剩余經卷，運往北京，派出的押解委員是李盛鐸的外甥傅寶華。這批敦煌遺書運到北京后，何彥升的兒子何震彝便伙同其岳父李盛鐸及劉廷琛、方爾謙等，監守自盜，各自攫取了為數不少的敦煌珍寶。這一件《問對》，便在這時落入劉廷琛的手中。

劉廷琛盜取的敦煌寫卷，數量在120件以上。由于這批珍寶來路不正，所以他一直秘而不宣，外界所知甚少。1932年7月劉廷琛去世后，他的家人有意將所藏敦煌遺書出售，曾托董康（1867—1947）在日本尋求買主。董康《書舶庸譚》卷九1936年9月11日的日記中記載了其中的“佳品”20件，內中即有《唐寫本駢文》，著錄為：“問對二十六條，長一丈零六尺，高八寸三分。”

董康并沒有在日本為劉廷琛舊藏找到合適的買主，這批敦煌遺書后來轉歸劉廷琛的親戚張子厚所有，再被吳甌買去。吳甌抗戰期間曾任偽內務總署署長，抗戰勝利后更名張云逸，躲避到東北，又經吳鐵城向國民政府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求情，一度把他的名字從漢奸名單中撤出；不過，吳甌沒能逃脫歷史的審判，最終以漢奸罪入獄，家產被沒收，所藏敦煌文獻收歸公有。他曾交代：“敦煌寫本經卷，原收積至八十九卷（或九十卷）中間因送禮及售出損失約十卷，現尚存七十九或八十卷。”1954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將這批敦煌寫卷計80號撥交當時的北京圖書館。這件《問對》，便在這時入藏北京圖書館。

寫卷兩截之二：為趙鈁舊藏

BD14491號長度只有150厘米，遠遠不夠黃絹包裹所附簽條上著錄的“十六尺”。那么，缺失的部分在哪里呢？幸運的是，它正好也收藏在國家圖書館，編號為BD14650。這件寫卷全長480.8厘米，存13紙，有文字238行。經比對，兩者可以綴合，綴合后接縫處原撕裂為二的文字可完美拼合。綴合之后，寫卷全長614厘米，合18.42尺，與簽條著錄尺寸非常接近。從這里看，這個卷子的撕裂，是在劉廷琛、張子厚或吳甌家發生的。

BD14650號卷首鈐朱文“趙鈁珍藏”印一方，卷尾鈐朱文“元方審定”印一方，可知為趙鈁舊藏。趙鈁（1905—1984），字元方，蒙古正黃旗人，姓鶚卓爾氏，清光緒間軍機大臣榮慶之孫。趙鈁長期供職于銀行界，曾任天津中南銀行副理，家富資財，愛好收藏古籍，藏書室名有“無悔齋”，所藏數量雖不算太大，但精品頗多。

1949年后，趙鈁任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參事，并遷居北京。20世紀50年代初，趙鈁將家藏善本捐贈給北京圖書館，包括金刻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明嘉靖寫本《永樂大典》一冊、明弘治間華燧會通館銅活字印本《容齋五筆》、明弘治間銅活字印本《西庵集》、明隆慶間活字印本《鳳洲筆記》等，均為罕傳珍品。其中也有敦煌遺書多件，BD14650號便是其中之一。

寫卷價值：對科舉考試和唐初社會史研究都有參考

這件《問對》首尾均已殘損，文獻的名稱已無法知曉，后人根據內容，將其擬名為“問對”，我們在此沿用。也有其他學者將之擬名為“殘策”或“策府”，都是很切合其內容的。全卷共存30章，每章為一則策問，包括標題、策題、答策三部分。比如“進士無大才”一則，在這個標題下，有兩段文字：第一段是策題，以“問”開頭，提出問題，最后說“幸子明釋，以慰虛衿”，要求士子作出回答；第二段以“某對，某聞”開頭，闡述對策題的意見，最后以“謹對”作結，這便是答策。這種格式，與《兔園冊府》比較接近，它們都是同類著作，即科舉考試的策問的范本。

從內容上看，《問對》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為社會道德方面的問題，比如“世間貪利不憚刑書”“唯欲貪求亦有義讓”等；二為治國安邦之道，比如“審官授爵”“進士無大才”“斷貪濁”等；三為知識性的問題，如三代官名、帝王祥瑞、古代園囿、山石、江河等，體現出儒者博聞多識的宗旨。

策題與答策均為四六駢文，講究辭藻。比如“審官授爵”章答策云：“某聞織錦成文，良資五色。圣皇御宇，理藉賢明。夫色惡而景昏，臣愚而主暗。必須授受無濫，爵賞以人。便能匡贊皇規，彝倫帝道。昔齊桓管仲，高宗傅說，方之舟職，寔曰鹽梅；蜀葛孔明，楚昭奚恤，可稱梁棟，得號股肱。斯乃英靈降世之臣，俊哲匡時之宰。必須人才稱職，前審后行，不可虛望高門，隆官舊蔭。至如伊尹媵臣，終堪輔國；寧戚扣角，遂總朝端。豈曰高門非高門也。然相龍駒于酒肆，采英俊于山林。得龍馬者可以汗血追風，得賢臣者可以興邦定國。必須詳審，量得其人，爵不慚人，人不愧爵，斯乃皇猷允暢，其在茲乎。”可謂對仗工整，文詞典麗。

根據金瀅坤教授研究，唐初明經科試策重通經，也就是說，明經科注重經學內容；進士科策論則注重時務策。這件寫卷中的策文，大多以時務策為主，符合唐初進士科試策的特點。因此，它應為士子們應對進士科考試的對策范本集。也正因為如此，它的價值并不僅僅局限于科舉考試研究，它反映出的唐初施政安民、選拔人才的政策，對唐初社會史研究也有參考價值。

《問對》寫卷的部分條目，反映了現實社會的某些側面，我們可以據此來推測這件文獻的創作和書寫年代。在“世間貪利不憚刑書”章中，有“自大唐膺箓，四海歸仁”的語句，說明它的撰著時代無疑應在唐朝建立之后。

另有一章，標題為“括放客戶還鄉”，策題說：“往者民遭寇亂，流散外邦。年月既淹，各成忘本。今圣上慈育，重造生民。使無棄憤（墳）陵，旋其本邑，即欲括還桑梓，于啟理云何。”答策中有對戰亂的描寫：“往以火運告終，豺狼薦食，荊揚人物之所，翻為麋鹿之邦；榖洛喧嘩之都，俄成戰場之地。百姓因茲離散，蒼生為此不安。”按照五德終始說，隋為火德，所謂“火運告終”，即隋朝覆亡。這些明顯針對時事而發的論述，明確顯示出其撰寫時代為隋末社會大動蕩之后天下初定的歷史時期，也就是說，這件文獻的撰著時間為唐朝初年。

避諱的情況也可佐證這一判斷。寫卷中“民”字共出現二十六次，均闕末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諱。“治”字共出現八次，均直書本字，不避唐高宗李治諱。因此我們可以推定，《問對》的撰著應在唐初，抄寫則應在唐太宗貞觀年間。距離現在已近1400年了。欣賞這樣一件越過千年的策問寫卷，我們猶如面對千年前趕考的士子，體味大唐的文采與風流。

（作者系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