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根據胡風日記記載，1953年5月9日，“沙汀通知要我去東北訪問病傷戰俘”（《胡風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第414頁，后同）。11日，胡風專程到文協，“與荃麟、沙汀談去東北慰問被遣返的病傷戰俘事”，邵荃麟為時任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學會（后改為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同時擔任《人民文學》主編。14日，胡風到總政治部開會，定好出發的日期為后天（實際的出發日期為17日），同行的作家還有胡奇、畢革飛、葛洛、碧野、白樺、劉大為等，共10人。

這次慰問行動，是一次有計劃的整體部署，除了作家組10人，還有記者組、醫療組人員從各地出發，組成“歸國戰俘慰問團”，奔赴東北。慰問團的主要任務有兩項：一是接收、治療這些從朝鮮戰場上歸來的志愿軍戰俘，幫助他們盡快恢復健康。另外的一項任務就是向國內宣傳報道他們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英勇戰斗事跡以及被俘之后在美軍戰俘營中的斗爭經歷。

胡風一行乘坐火車于18日上午到達沈陽車站，入住軍區招待所，在沈陽停留兩天后，于22日到達了大赍站，進駐26軍醫院，這個醫院是專門接待從朝鮮戰場歸來的志愿軍戰俘的。在這里，胡風一行與沈陽軍分區的軍人干部一起擔負起對戰俘們進行接收、慰問、審查、安置等各項工作。

胡風是作家組的組長，他親自參與到對傷病員的采訪中。查看其這一段時間的日記，他每天的工作幾乎均是在與不同的人談話或者看相關材料。如，26日，“下午，聽劉家平談釜山斗爭。夜，整理材料。”27日，“聽劉家平談保旗斗爭。下午，整理材料。夜，劉志成等四人談巨濟島分家斗爭。”28日，“上午，聽邵啟云談話。夜，聽邵啟云談話。”29日，“上午，聽范德忠談話。夜，在邵啟云病房，與病傷員們閑談。”30日，“上午，下午，在劉家平病房，與李忠獻、周鵬飛等閑談。”31日，“上午，與一群殘廢人閑談。夜，看材料。”這樣的工作狀態一直持續到6月19日，這一天，慰問組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電報，要求他們開始返程。一行人于20日乘車出發，在沈陽停留幾天后，于30日到達北京，慰問行動至此告一段落。通過這一段時間的深入考察，胡風深刻感受到戰爭的殘酷以及敵人的兇殘，同時又為樂觀積極、英勇頑強的志愿軍戰士的精神風貌所打動。這一段時間的慰問采訪，為報告文學《肉體殘廢了，心沒有殘廢……》的寫作積累了豐富的材料。

二

胡風參加作家訪問組是帶著任務去的，返回北京不久，7月4日，《人民文學》副主編嚴文井即發來催稿信，催促胡風趕緊寫反映志愿軍歸國戰俘情況的作品，這應該是胡風從北京出發前就與《人民文學》約好的。因為按照有關指示，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學》集中發表了一系列以抗美援朝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包括路翎的一批代表性的作品，也多是在這半年內相繼發表的。7月8日，胡風開始寫《肉體殘廢了，心沒有殘廢……》一文，這一段時間，胡風在北京的新住所剛剛安定下來，正在整理新房子，所以寫作也是時斷時續。斷斷續續地寫了幾天后，7月17日，胡風寫完了這篇作品，送《人民文學》編輯部審查。審查通過之后，胡風根據各方意見，分別在8月14日、25日修改、校看了一次，完成定稿。

目前，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的這份手稿是經《人民文學》編輯部審核過的稿件，上有編輯審稿后的印章以及用紅色鋼筆寫的排版意見，時間落款為1953年7月25日，從時間上推測，該手稿應為胡風最初寫作的版本，上面也有胡風幾次修改、校對的手跡。手稿所用稿紙為8開方格紙，正文內容用黑色鋼筆寫就，豎排，繁體字，這是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前的通用形式。每頁手稿的左上角均標有頁碼，共計41頁，完好無缺。文章的題目保留完整，與發表后的一致，同時有作者胡風的署名。從審稿章還可以看到，全文約有20500字。

對比手稿本和1953年9月份《人民文學》刊出的版本，除了個別字詞的修改和添加之外，還可以看出有以下兩項明顯的改動：

其一、手稿本第一頁上的內容并未出現在9月份刊出的《人民文學》上，被整頁刪掉了，在其后出版的各類選集、全集中也未見到這頁手稿上的文字內容。在這頁手稿上，胡風所寫的并不是與正文相關的故事，而是一個“引子”。他摘錄了《日內瓦公約》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七條的具體內容，抄錄在上。從內容上看，這些條目全部是與如何處理戰俘有關的，包括戰俘的各類人道主義權益、人身安全、飲食等等方面的規定。考慮到這篇文章的主人公全是從美軍戰俘營歸來的戰俘，作者顯然是想在正文開始前，為戰俘們的英勇斗爭擺出一些有力的法理依據。據一些志愿軍戰俘回憶，他們在美軍的戰俘營中與美軍進行了艱苦的斗爭，當然這時的斗爭不是武力斗爭，而是政治斗爭，這個時候他們所依據的正是國際公法和《日內瓦公約》。在將近一個月的采訪中，胡風從傷病員那里了解了《日內瓦公約》對于戰俘們斗爭的重要性，所以，他在文章的開篇首先引用了幾條《日內瓦公約》的具體內容，為后面敘述英雄人物跌宕起伏的斗爭經歷奠定了基礎，使其更為合理。但可惜的是，在《人民文學》刊發時，這一部分內容被整體刪去了。分析這一變化的出現有可能是受到以下兩種因素的影響，一是版面容量問題，此原因可能性較小。二是內容的敏感性問題。《日內瓦公約》屬于政治性的國際公約，在一篇報告文學中摘錄部分內容用作引文雖無不可，但在敏感的特殊時期極容易引起爭議，故最終舍去。

其二、手稿本中的人物有更確切的名字和出生地信息，而《人民文學》刊出的版本中人名與出生地信息都進行了簡化模糊處理。如，手稿本中出場的第一位戰士名字為鄧應民，湖南瀏陽人，《人民文學》刊出本將其名字改為小周，籍貫也簡略為湖南人，故事及相關細節完全相同。手稿本中描寫的老戰士名叫楊昌俊，四川云縣人（注：“云”應為“榮”，四川口音中，“云”與“榮”接近），《人民文學》刊出本將這一人物的名字改為老易，四川人；手稿本中描述的“一個普通的戰士”名字為楊定勛，四川會同人（注：會同疑為雅安市石棉縣下屬的一個行政村），《人民文學》刊出本將人物名字改為小殷，四川人；手稿本中年輕戰士名字為王坤，江西修水人，《人民文學》刊出本為小汪，江西人。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文學》刊出本的這種改動僅限于名字和地名，在故事情節上，完全保留了手稿的原樣，與胡風本人修改過的手稿內容保持一致。對于人物姓名和家鄉地名的簡化處理是《人民文學》刊出本區別于手稿本的典型特征之一。這種處理看似簡單粗暴，實際上形成了一種保護效應。相比于手稿本中那些明確的人名和地名，小周、小汪、小殷等符號化的人名設置，使作品失去了一一對應的可能，這樣不僅能夠保護被采訪人的個人隱私，也能有效保護作者，尤其是正處于漩渦中的胡風，這應該是做出這種改動的動機和目的所在。

在《肉體殘廢了，心沒有殘廢……》一文中，胡風通過小周、老易、小殷、小汪幾個典型人物的不平凡經歷，提煉出這一群體的精神共性。他們都是“一個普通的戰士”，卻又是一群普通戰士的代表。他們都從苦難的生活中走出來，走上革命的道路，又來到了朝鮮戰場，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在戰俘營中，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和英勇斗志同敵人進行了艱苦的斗爭。他們的身體在美軍慘無人道的摧殘下遍體鱗傷，甚至殘缺不全，但在精神上，他們依然是堅強的，斗志昂揚的，他們的經歷很好地詮釋了胡風對于這一群體“肉體殘廢了，心卻沒有殘廢”的總體概括，這種斗爭精神是需要向國內大眾廣為宣傳并長期弘揚的。

可以說，胡風的這篇報告文學成功地完成了組織交給的“任務”，以現實主義的筆法和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向人民傳遞出時代所需求的精神力量。但胡風自身面臨的形勢卻并未因此而改變，尤其是隨后的“三十萬言書”事件很快將胡風推至更加艱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