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說不長，也不短，但一個帶著兩個兒子的女音樂家，卻用五年挑起了“拯救”民族音樂的舞臺，她創辦的“海上雅樂”的品牌，不靠政府，不靠贊助，完全靠的是年輕人的票房，一步步走向成功，真的難能可貴，這就是我必須謳歌的揚琴、古琴演奏家王瓏和她的“海上雅樂” 。

緣起 沖動后的結果

王瓏2008年做“海上雅樂”以前，還是一位特別純粹的演奏家，只是已故二胡演奏大師閔慧芬當年極為賞識，成了閔大師的“御用”伴奏，閔大師走遍海內外，王瓏緊隨其后，也走遍海內外。可一次偶然的巧合卻讓這位演奏家徹底打破了生活規律。當上海東方藝術中心的領導找到她談及“海上雅樂”這樣一個文化項目時，她根本沒有想過其中是否會有困難，就毫不猶豫地說“這個挺簡單的，可以做的” 。

幾年之后，王瓏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直言不諱地說自己當初什么都不懂，不懂市場運作，不懂產品包裝，甚至連盈利模式如何都不知道，“我就覺得這個東西自己也能做。 ”但當藝術遇到市場，單憑熱愛顯然不能解決問題。王瓏很快便發現原來這件事情沒有這么簡單，越來越卡，是她對那段時間的描述；越來越累，是她對那段時間的心情的描述。

不過，王瓏一直覺得自己是個“福人” ，到哪兒都會遇到“貴人” ，到了上海遇到閔老師，學到了許許多多。初始做“海上雅樂”又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幫助。一位來自臺灣的企業家在第一年對王瓏的“海上雅樂”進行了扶持，盡管只是第一年，這也使王瓏像是找到了“后臺” 。相對于外界的支持，王瓏說“海上雅樂”最大的后臺還是票房。當被問及這五年“海上雅樂”是靠什么存活時，王瓏會斬釘截鐵地回答，當然是靠票房。“要生存，就要靠票房。票房怎么樣才能好，就是我們的藝術定位一定要跟市場結合得好。 ”這已經被王瓏認定為“海上雅樂”的永續生存之道。由此，王瓏用一種最正確的表達方式，對外界講述自己做“海上雅樂”的初衷——就是要把最傳統的東西挖掘修復繼承，然后再呈現給大家看。這種表述，顯然遠不如她和她的同伴們在臺上演奏民樂那樣生動與鮮活。

標簽 新上海音樂人

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之后，王瓏講話時已經不可避免地會偶爾帶出幾個上海本地人常說的口頭禪，但是如果人們對她說，你一看就是個北方人，她還是會異常欣喜。

小學畢業之后，從山東到北京，由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開始，王瓏那段時光的生命軌跡是一路向北，直到從中央音樂學院畢業之后分配到上海民族樂團。王瓏慶幸自己上世紀80年代開始學習揚琴的時候，還正是民樂的好時光，尤其在山東這個一直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深厚的地方。很多年之后，在大上海，王瓏說起父母那一輩人會吹笛子、拉二胡、彈琵琶時，還難以掩飾其中的驕傲。不過，等到王瓏進入中央音樂學院之后，民樂的冬天似乎來臨。“最蕭條的時候，我的同學學民族打擊樂的，整個全都改架子鼓；彈琵琶的同學，基本上都是改貝斯，都去做流行音樂了。 ”好在王瓏并沒有成為他們中的一員。盡管她也說如果改了行，當時也會不愁吃穿，因為那個變革的年代中，流行音樂已經將傳統民樂擠得幾乎沒有容身之地。大學四年中王瓏其實一直在糾結，糾結畢業之后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盡管她說自己當時沒有什么特別遠大的理想，但是這并未妨礙她為自己的未來擔心，甚至是擔心生存。

今天看來，當時連王瓏都承認自己最終“留下來”的原因多少有些無奈，“在學校這個環境里，老師給的那種壓力，那種引導性的東西還是挺關鍵的。 ”王瓏解釋說那時老師們都覺得“你是個好孩子” ，你不能像他們一樣，于是最后“被套上”的王瓏盡管羨慕別的同學的瀟灑與自由，但是她仍舊履行了自己作為一個好孩子的義務，按部就班畢業，然后進團。坦白講，當時對于藝術院校的學生來說，能夠“進團”是一件令人羨慕的事情，因為擁有了一個“鐵飯碗” ，盡管當時王瓏被分配到的隸屬于文化部的上海民族樂團給王瓏提供的工資只有400多元，還按照規定，被打了6折。

當年文化部下屬八大藝術院校，有10個人分配到了上海，但是不久之后，他們中的一些人又回到了北京。因為在當時看來，上海的演出市場或者說藝術市場還遠未成形，荒涼蕭疏的文化舞臺讓這些年輕人看不到太大的希望。“只有一個上海音樂廳，大劇院都沒造好。 ”王瓏用這種直觀的方式面描述當時上海與北京的差距。這一次，王瓏仍舊選擇了堅守。王瓏會反復說起自己沒有什么特別遠大的理想，她說自己進入上海民族樂團時并沒有什么想法，“就是跟著大樂團走” ，這種看似隨大流的心態并沒有持續多久，慢慢地王瓏越來越覺得這種生活的無趣，“難道就這樣子了嗎？ ”

盡管樂團的領導和前輩對王瓏很好，她所擁有的機會也非常多，但是心中的那個問句仍舊是王瓏放不下的心結。終于，王瓏做出了自己的決定，“還是想要一些自己的東西，想嘗試” 。王瓏離開了上海民族樂團，那是發生在2005年與2006年間的事。當時，有許多人都替王瓏想不通，其中還有王瓏的父母。在他們眼中，從小學開始刻苦學琴就是有一天能夠進入國家樂團，而已經實現了這一理想，怎么能夠離開？后來王瓏的父親告訴筆者，“對于女兒的決定非常生氣，但是仍舊認為既然已經走了，那就不要再講了。 ”

像是獲得了“解放” ，王瓏按照父親說的，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一年，她和另外四個民樂青年演奏家組成了一個小樂團，依靠一位香港唱片公司老板完全出自對民樂的熱愛而“養活”的樂團運行了差不多三年之后，終于因為成員各自的生活變動而解散。之后，便順理成章的有了“海上雅樂” 。

思考 不離不棄一張琴

對于中國民樂界長久以來的沿襲自蘇聯的民族音樂交響化，王瓏不以為然，“民族音樂交響化之后破壞了中國最傳統的、經典的、精華的東西繼承和發揮。 ”她以“海上雅樂”為平臺，踐行著自己的民族音樂觀。

剛剛介入運作“海上雅樂”時，王瓏改變了以往低端下午場的設置。她要求從舞臺、舞美等視覺角度呈現民樂的高端之外，最主要的還是作品的震撼力，王瓏用一個女子樂團來呈現。她把票價定為300元。相對于之前的20元、 30元、 50元，東方藝術中心的老總不相信這么高的票價會有人來看，這是發生在2008年的事。王瓏非常高興第一年“是蠻成功的” ，盡管她日后坦承當時的藝術定位還不能做到雅俗共賞，而是偏學院化。

王瓏知道有時候偏學院化的東西可能到了市場上一般公眾未必喜歡，藝術的追求同時要考慮與公眾的貼合，這一長久生存之法王瓏則深有體會，但是當時的情況是，即便是偏學院化的定位，仍舊被觀眾熱捧，王瓏說她沒有想到居然出現觀眾買不到票的情況。在這種熱烈的氛圍中，王瓏的理想又一次被點燃，她想給人們一個重新認識傳統的中國音樂真相的機會。讓人們重新開始接受，了解繼而欣賞傳統音樂，并且將這種欣賞一代代傳承下去。

盡管參與了市場化運作，盡管并不排斥藝術與市場的結合，但是對于藝術的純潔性，王瓏仍然有自己的堅持，即便是在東方藝術中心的演出，對于曲目的選擇確定，王瓏與“海上雅樂”仍然保有最終的決定權。除去在東方藝術中心的演出之外，外部的演出同樣被“海上雅樂”重視，因為這是票房的重要來源之一。盡管對于新民樂的態度復雜，但是王瓏在外部演出中仍舊會準備新民樂的節目，只是王瓏堅持不接受整場都是新民樂的演出曲目，而只肯與傳統民樂穿插進行。

今天，王瓏說： “只要把市場把握清楚，藝術定位與市場的結合、宣傳策劃兩個環節按部就班都做到，就可以了。 ”盡管對于運作一個樂團顯得駕輕就熟，但是這并不是她最喜歡做的事。王瓏仍舊喜歡舞臺，喜歡在舞臺上演奏，而不是被眾多瑣事絆住手腳。當然，一個對于民樂既有興趣又專業的復合型全面人才很需要，但在沒有找到之前，王瓏只能自己來做事務性工作。她的主要精力還不得不更多放在對藝術創作的定位把關上，盡管她最想做的事情是“能夠靜下來，只要練琴就可以” 。

現實顯然不能讓王瓏安心練琴，她還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對于“海上雅樂” ，王瓏似乎并未對其寄予賺錢的厚望，而是覺得“不賠錢就挺好” ，對于她和她的同伴們來說，有這樣的一個平臺遠比賺錢要來的重要，“那么出色的演奏家都是各音樂學院畢業的學生，如果沒有這個平臺，他們從小學的這些東西，完全就慢慢磨掉了。 ”王瓏說現在為他們提供平臺成了支持她堅持做下來的動力，而之后，王瓏也要開始“海上雅樂”的教育培訓。

對于這個需要“燒錢”的新項目，王瓏表現得頗為務實與樂觀，她說自己不是那種能一下子作成大事情的人，那么在自己還有精力的時候，就一點點從小做，“咱們先從一間教室做起，如果做得好，咱們就浦東、浦西再開一間” 。王瓏的愿景是希望將來“海上雅樂”是一個獨立的音樂會演出品牌，是一個樂團，同時還有一個培訓學校。同時，她也說想要請很多優秀的音樂家來演出和培訓并希望能夠代理很多好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