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徐東的小說集《藏·世界》，尤其是在閱讀中回憶起生活中的徐東時，我腦海中一再出現的，是《圣經》中那個著名的伊甸園神話以及亞當的形象，里面的亞當純真、樸素、無機心。不管是讀徐東的小說還是他本人，都有種亞當式的本真。他也希望一直保持他的本真或本色，但對于一個活在塵世中的人來說，這無疑太難了。好在他會寫作，好在他去過西藏。

對于徐東來說，西藏一度是他的伊甸園，離開西藏有如離開伊甸園而走向塵世，是一段受苦之旅。同樣，徐東的寫作也經歷了從伊甸園到塵世的轉折。他對西藏世界的虛構和想象是一次試圖重返伊甸園的精神之旅，對深圳及當下生活的書寫則是嘗試直視塵世的種種困厄。

小說《歐珠的遠方》一開頭就暗示了這不是一篇通常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小說，而是帶有玄思性質和童話意味。歐珠是一個活在理想中的人物，他不認可世俗的生活邏輯，向往遠方。他的想象力特別發達，有著異于常人的思維方式。遠方代表著理想，也代表著另一種可能、另一種生活。對于歐珠來說，遠方是一個可能世界，并且是美好的可能世界。他的所思所行，讓人想起圣·埃克蘇佩里筆下的小王子——以本真的、孩子般的眼光來透視成人世界的空虛、盲目和教條。

《格列的天空》的主人公名字叫格列，實際上跟歐珠是同一類人——他們都熱愛想象。格列的理想是想畫一幅畫，通過畫畫的形式來畫出他所想象的天空。他有天賦，最終他的技藝甚至超過了師傅。然而，他無法畫出他心中所想畫的，也無法畫出歐珠的遠方。在天地之間，在雪山和流云之間，他越發覺得自己渺小。小說中有很多詩意靈動的語句和想象，就主題而論，它更多的是在暗示理想境界難以實現、難以抵達。也可以說，它是在以小說的方式感嘆藝術創造之難。

這兩篇小說都是開放性的結局，我們并不知道最后他們的命運將會是怎么樣的。然而，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對這些人物的愛。他們的思維方式都異于常人，屬于難以被多數人所理解的異類，他們有屬于他們的對愛、自由和理想的理解。他們的生活邏輯使得他們并不適合塵世，這是一些天真未琢的人，他們的思維方式更接近于亞當。

愛情也是《藏·世界》的一個重要主題，徐東在里面寫到了各種各樣的愛情，《賽馬的彩注》就是其一。小說中的昂仁愛上了漂亮的龍娜澤。龍娜澤的父親決定在賽馬節那天把龍娜澤當作賽馬的彩注許配給賽馬場最優秀的騎手，本來不善于騎馬的昂仁也決意參加賽馬。在贏得比賽的時候，昂仁卻發現龍娜澤失蹤了。值得注意的是后面的情節：3年后，龍娜澤抱著3歲大的孩子回到家里，在一個月后嫁給了昂仁。“昂仁實在是太愛龍娜澤了，因此也沒打算問龍娜澤跟著的那個男人究竟是什么人，他只知道有一個男人給了龍娜澤當時想要的愛情，不知為什么又離開了他。”這是小說的最后一段，也可以視為小說的題旨。徐東看重的正是這種非常規的愛，他試圖探索另一種生活，探索另一種可能。

《拉姆的歌聲》中的達娃英俊、帥氣，有許多女人喜歡他，達娃也喜歡這些女人，樂于享受她們所帶來的歡愉。可是達娃并不滿足，他覺得自己最愛的是那個沒有見過面的拉姆。拉姆對待情愛的態度跟達娃相似，遇到喜歡的男人并不拒絕，覺得這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拉姆在得知達娃在尋找她之后，也期待跟達娃見面。他們相互尋找，卻是直到很老了才見上面。這并沒有讓他們失望，而是在這種確證中感到踏實。情節安排、小說語言都帶有明顯的寓言性質，也有童話的氣息。

在徐東的西藏系列小說中，愛情也并不一味是以純真的形式出現，并非只是有童話的美好氣息。在《河流的方向》中，他寫到了因愛情而引發的罪與罰。這篇小說的主角是少年人，其中有一個叫貢布達娃，他的父親索羅旺堆因遭受意外后成了殘疾人，脾氣也變得暴躁。索羅旺堆的妻子因忍受不了他的脾氣而出走。這之后，索羅旺堆又娶了一個瞎了一只眼睛的女人。這女人和之前的男人生有一女，叫梅卓央金。關于這個家庭有不少流言，實際上，這個家庭也有很多不和諧的因素，比如說，瞎眼女人不知道因為什么用石頭砸了索羅旺堆，索羅旺堆沒有死，反而將她打死了，他因此被判刑入獄，一年后又被槍斃。這時候，這個家庭就剩下貢布達娃和梅卓央金。貢布達娃喜歡這個并沒有血緣關系的妹妹，一個叫才讓的青年也喜歡她，并因此和貢布達娃決斗，最后被貢布達娃殺死。小說中有很多篇幅描寫才讓被殺后貢布達娃和梅卓央金的心理感受——這兩個活著的人都承受著罪與罰。他們的逃亡生涯過得并不安寧，尤其是對于貢布達娃來說，直到被警察抓住，他心頭的重負才逐漸卸下。徐東并沒有直接寫暴力的場面，語言也同樣克制，卻較好地寫出了人物內心的黑暗與掙扎。

對自由的渴望、對愛情的贊頌可以說是徐東的西藏系列小說的兩大主題。此外，《凈土》《轉山》等篇章則試圖關注西藏獨特的文化特質。不管是何種題材，徐東的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特點：詩性語言和詩性思維的運用，對徐東來說，這是自覺的方法論，也是有意為之的選擇。

當徐東將心中的詩性的、美好的一切安置在西藏當中時，他的所思所想頗有感染力。不過，過于依賴詩性認識來推動小說創作，也可能會造成一種限制。這種認識方式過于依賴直覺和靈感，很可能會使得作家的創作難以為繼。另外，詩性認識的傳達有賴于詩性語言，而詩性語言往往是跳躍的，帶有模糊性，難以轉述。過于依賴詩性認識的方式，可能會限制一個作家想法的深化和傳播。

對于小說創作而言，徐東有他的自覺追求：“這個復雜的世界，需要有簡單的精神指向，這更有利于我們認識事物的本源。”“簡單的精神指向”，或可理解為小說家心中那不變的、永恒的“道”。這種追求使得徐東的小說具備一種潔凈的、透明的精神質地。在這個時代，有著這樣一種赤子之心和清潔精神的寫作，無疑是值得肯定和關注的。也正是這種追求和精神質地，成就了他的西藏系列小說——他為自己的理想找到了一個絕好的心靈空間。然而，當徐東持著簡單的精神指向進行城市文學的創作時，也會遇到一些限度。因為城市是一個復雜的所在，而徐東又經常將之視為一個惡托邦，這使得他對城市的觀察和認識顯得略為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