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滄東

生在濁世，卻還有韓國導演李滄東這樣的“傻人”，執拗地期待一首“詩”的誕生。

電影《詩》在臺灣被譯作“生命之詩”，我以為后者這一翻譯更契合劇中主角楊美子的生命經驗。這個外形美艷舉止優雅的老婦，沒逃過阿茲海默癥，沒逃過孫子的逆行，更沒逃過孤獨和屈辱，終以一首名為“Agnes之歌”的詩向全世界謝罪。

《生命之詩》中兩條故事線交錯展開，一是老婦楊美子的學詩過程，再就是楊美子的外孫小郁所涉的性侵案件之始末。故事的時間跨度不大，恰好是楊美子學詩的一個月，卻足夠讓李滄東完美呈現人性的冷酷以及世態的炎涼。

從早先的《綠洲》到《密陽》，再到《生命之詩》，李滄東顯然是個不憚于直訴人性罪惡的導演。只是，《生命之詩》的氣息和節奏較之前兩部趨緩了不 少，人物的內心表達也從外顯轉向了內傾。也許得益于“詩”的緣故，楊美子的步步驚心脫離了申愛(《密陽》的女主角)的爆裂式呈現，封鎖在自我世界中，痛苦 到欲吐無言。

拿什么愛這個配不上我去愛的世界，又拿什么推倒眾人砌起的人心冷壁？65歲的楊美子手中握著的惟一利器只有“詩”。一旦走進“詩”這間庇護所， 她就遠離了事件和冰冷，重獲久違的溫暖和慰藉。一邊是美詩，一邊是惡世，被李滄東置于楊美子內心天平的兩端，孰輕孰重，他只做壁上觀，相信觀影者自然會 心。

冰冷與溫暖、丑陋與美好、輕盈與沉重、罪惡與救贖，這些對立的命題皆被《生命之詩》所囊括。電影之始，楊美子偶遇樸熙珍(受害女孩)的母親，見 其失魂落魄遂動惻隱之心。然而，她將事情說給會長女兒聽時，對方竟置若罔聞。她把從教堂里偷來的樸熙珍相片置于餐桌上，希望喚起小郁的內心懺悔，卻并無效 果。那些非富即貴的同犯家長們得知楊美子的慘況，仍執意以平攤3000萬封口費的方式盡快平息事態，逼得她不得不賣身于偏癱的會長。外孫的麻木、會長女兒 的冷漠、同犯家長的涼薄，全數由楊美子一人承擔，但她仍愛花愛美愛笑，堅韌地跋涉于學詩的自贖之路。

詩歌班上，楊美子聆聽臺上的人講述“最美的時候”。年輕女孩認為最美不過當年教外婆唱歌謠《少女船歌》時；40歲得子的女人將最美時刻定格為新 兒降生的一瞬；住慣雞籠的中年男人遷至大宅后，瞬間有了“擁有全世界”的最美體驗。這些普通人的經歷不足稱作“詩”，卻是他們各自人生記憶中最閃爍的詩 光。終于輪到楊美子登臺表達“何謂幸福”。她的幸福是遙遠的童年記憶：三四歲的楊美子，被10歲的姐姐招來換花衣裳：“美子，過來，美子，過來……”暮年 的楊美子重現姐姐當年的溫柔，不禁淚眼婆娑。她說，自己那么小，卻已經真切知道被人疼。“幸福”又一次闖過了悠長的歲月，摟住身心受創的楊美子。

盡管楊美子寄情于“詩”，卻還得回到現實中外孫所犯的性侵案件中。由始至終，她都沒有發出一聲怨言和咆哮。事發后，她沒告知遠方的女兒，撕扯著外孫的棉被泣不成聲，也舍不得罵一聲。為了500萬，她重回會長身邊屈辱地解下衣裳，默默地將別人的罪惡挪給自己，獨自消化。

電影中，人們注意到楊美子不合時宜的“時髦”和“優雅”，卻不愿做她內心的同行者，這就注定了她的“孤獨”。當導演把楊美子的幸福鎖定在姐姐疼 她的成長源頭時，是否暗示她長大后就沒聽到過幸福的敲門聲？門前的雞冠花被她形容成“如血”，醫院的假山茶花直接以“痛苦”解釋，她體認這些紅色之花，卻 無法與溫暖聯系，而是想到了樸熙珍、自己和死亡。可惜的是，敏感如斯的她凝視花草，愛慕自然，喜歡鳥鳴，卻始終不能成詩。

絕境之前，會忘記一切的癡呆癥不足以打亂楊美子的方寸，最大的困難始終聚焦在如何減輕外孫犯下的罪惡，如何面對失去丈夫和女兒的樸母，如何彌補 遠方小郁母親在懺悔教育上的重大失責。不難想象，楊美子始終甘于罪者的身份，并極力尋找一種方式完成自贖。“詩”幫了大忙，可是，詩的輕盈只能讓她在樹影 田野邊暫時忘記混亂的現實，與世界分隔瞬間。她清楚，金錢和淚水才是世俗中解決麻煩的靈丹。

小郁本身的麻木不仁、小郁的母親自動缺席、同犯的父母們談生意般商討平息方案、學校老師堅持“家丑不外揚”，一眾人集體拒絕贖罪，讓一個老婦獨 挑沉重的包袱，可見世界之荒謬。當小郁的罪惡直接衍生為自我之罪時，楊美子也就艱難地踽踽而行了。起初，她祈盼小郁面對樸熙珍照片時內心懺悔，她就能說服 自己以金錢抹去罪惡感。可惜，事與愿違。后來，她帶著講和任務去跟樸母交涉，卻什么也不說地回來了，相信當發現自身的潔雅與樸母的悲慘之間的懸殊，恥辱讓 她羞愧到無法啟齒。連番打擊后，她以金錢部分償還小郁之罪，冷靜地讓警察帶走了外孫。

李滄東當年的《密陽》，講述失去丈夫和兒子后的申愛，希望通過宗教的力量寬恕整個世界的故事。而《生命之詩》的方向正好與此背道而馳，楊美子在 宿命中負起外孫的罪惡，向世界謝罪祈求寬恕。李滄東的“宗教”意識凸現在《密陽》中，上帝讓申愛慢慢走出喪子之痛時，她肯定了宗教，而當罪犯也被上帝擁抱 時，申愛隨即否定了宗教。同樣，在《生命之詩》中，樸熙珍彌撒上牧師的虛浮致辭也讓楊美子體會到宗教的脆弱。亦因此，楊美子的自贖之路比申愛難走得多，她 沒有信仰，身邊沒有親朋，陪伴她的只有花草、自然和詩，她只能獨自在花邊微笑、雨中飲泣。

詩人從來不是教出來的，遑論為期僅一個月的課堂生活。難得的是，楊美子在缺席的最后一課上交出了《Agnes之歌》。最后的空鏡頭，流水伴著楊 美子的溫柔輕誦，后被童稚未脫的樸熙珍所替代。這首生命之詩本質意義上是“姐妹之歌”，是樸熙珍、樸母、楊美子、過世的姐姐和楊美子女兒的和聲。“你那里 好嗎？還是那么美嗎？夕陽是否依然紅彤彤？鳥兒是否還在樹林里歌唱？你能收到我沒敢寄出的信嗎？我能表達自己不敢承認的懺悔嗎？時間會流逝，玫瑰會枯萎 嗎……”一串問號中，像是樸熙珍從天國寄給塵世母親的問候，似乎也暗示了楊美子對女兒說不出的悔意。隨后“是時候告別了”，這是樸熙珍的告別，是楊美子的 告別，亦是我們每個人對無法回避的現實命運的道別。女孩的柔嫩嗓音伴隨不歇的流水緩緩遠去，開放的結尾給電影畫上完美的句號。楊美子接納了女孩的命運后， 也接納了自己的命運。

“他怎么知道我的秘密？”當年還是小說家的李滄東，看完侯孝賢《風柜來的人》后心生詫異，遂放棄了小說創作，改行做起了電影，漸成近來享譽亞洲 甚至國際影壇的導演。李滄東雖與侯孝賢惺惺相惜，但初時的跌宕激烈與侯導的含蓄蘊藉并不趨同。直至這首《生命之詩》，人們才隱隱看到了李滄東對侯孝賢的化 用和承襲。安靜較之動蕩，沉斂較之激越，含蓄較之奔放，總是前者更顯令人動容的力量，《生命之詩》便可做明證。

2010年，《生命之詩》斬獲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翌年，獲瑞士Fribourg電影節最高獎黃金視線獎及亞洲范圍的一連串電影節大獎。 作為一部拿獎拿到手軟的電影，女主角楊美子扮演者尹正熙實在功不可沒。除了令人難忘的優雅外在，觀影者們都會從楊美子的悵惘、沉默和不安中，捕捉到老戲骨 尹正熙的深厚力道。試想，倘若當年李滄東棄用1944年生的尹正熙，怕也不難在韓國找到扮相更美的人選。問題是，誰能在美貌下藏有一顆美心，獨自負荷起世 間的罪惡，唱出真正的“Agnes之歌”，向全世界做出最誠意的謝罪呢？

《生命之詩》電影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