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6日，烏拉圭首都蒙特維的亞，詩人德爾米拉·阿古斯蒂妮走進安第斯街1206號，再沒有走出來。兩發子彈，28歲的德爾米拉成為無數性別暴力遇害者中的一個，倒在前夫暴怒的槍口下。

如果生命是愛，多么好！

我想要更多生命去愛！今天我覺得

一千年的思想值不上

一分鐘情感的藍色。

我的心悲傷緩慢地死去……

今天在光亮里打開像一朵月神的花

生命綻放如暴烈的海

愛的手在里面捶擊！

今天我的憂郁向著黑夜出發，

悲傷，寒冷，翅膀斷裂；

像疼痛的一個古老斑點

在遠方的陰影里解開

我全部的生命唱歌，親吻，大笑！

我全部的生命，一張綻放的嘴！

——德爾米拉·阿古斯蒂妮《爆裂》

1902年，當16歲的德爾米拉開始在刊物上發表詩歌，蒙特維的亞文化社交圈不約而同地將她塑造成新時代的經典女性形象：家境優渥，自幼在家中接受完整的文化教育，精通法語、鋼琴、繪畫，熱愛閱讀和寫作……總而言之，一尊符合此時拉美以男性主導的現代主義審美的雕像。可是到了1907年，她出版的第一本詩集《白色的書》卻一石掀起巨浪，人們讀到“你會知道我的愛，我們卻要走得很遠，/穿過繁花盛開的黑夜；/……在那里聽得見，/看得見，無止盡地感受得到生命。/我們在夜里走得更遠，走到/連回聲都不在我體內回蕩的地方，/像遠處陰影里一朵黑夜的花/我將甜蜜地為你打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直白的愛欲主題與當時社會認為一個有教養的未婚處女“應該”保持的形象發生巨大沖突。詩中始終以第一人稱出現的女性并非被觀看、欣賞的客體，而是在用自己的目光看世界、用自己的聲音表達愛、用自己的身體感受欲望。

她將西班牙黃金世紀神秘主義詩歌傳統的修辭為己所用，奉交托、犧牲和敬拜為愛情里最絕對至高的價值，愛情變成宗教典禮，靈魂滿懷愛欲，以求通過身體達到對靈魂的認知，讓身體在愛的儀式中結合。《親密》一詩的開篇，暗夜沉沉，“我要告訴你我生命里的那些夢/在藍夜的最深處……/我赤裸的靈魂將在你的手中顫動，/我的十字架將在你的肩頭沉重。”天主教十架七言中的“我渴了”在她筆下幻化成“我將在你/純粹清涼的泉眼飲下真理：我知道/在你胸膛宏偉的盡頭/有泉水能解我渴。”

詩集出版后，一位知名男評論家寫信給德爾米拉，十分不解地問道：“您怎么能知道或者體會到書中某些詩里寫下的東西？這完全無法解釋。”不過此時，這些紛紛揚揚的評論還試圖保持“中立”語調，于是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在女詩人美麗年輕的外表，堅稱她擁有天使般的光環。就這樣，烏拉圭的文化圈中浮現出一個德爾米拉神話，即這個貞潔的女孩是“愛神厄洛斯的女祭司皮媞亞”，寫作愛欲的“奇跡”來自先知般的直覺和靈感。

其實，無論是所謂的“無法解釋”，還是整個社會通過把德爾米拉推上祭司的神壇將她分隔與“個例化”，無非都是他們拒絕理解和接受一個事實：女性是和男性一樣復雜的主體(而非附屬品)，對于個人愛欲可以擁有與生俱來的渴望、感知和表達能力，并不只是充當男性欲望的客體，并不只有在成為這樣的客體之后才能從經驗中得到體會愛欲的能力。對德爾米拉而言，愛欲體驗并非預言、惟一的預言，而只有即將發生的詩句。

1913年她的第三本詩集《空圣杯》出版的時候，連提出德爾米拉神話的那些人也無法用這個借口虛妄地說服自己了。詩人大量使用借代、換喻的手法將一些不能直接表達的感受具體化、客觀化。詩中優美的激情和原創的意象洶涌澎湃又布滿陰霾。對她而言，愛欲是一種本質上的必需，和食物、水一樣對于生命不可或缺。她的眼中有神秘在燃燒，渴望愛人俯身向她“如同一棵憂郁的柳樹”。愛人的嘴如兩片玫瑰花瓣扣上絕望的深淵，自己執拗如瘋女人，等待“某片鮮活的花瓣在早晨飛向我，/某個吻在夜晚飛來”。愛人的手指代表著幻想和愛的未來，“他智慧的手指之間/跳動著客邁拉神圣的形態”。極致的時刻，“黑色的床得到愛最強大的／玫瑰；從死亡里連根拔起”，愛神厄洛斯與死神塔納托斯的雙人舞，前者意在結合，后者意在拆毀，黑色愛欲死于最高潮。她把這本書獻給厄洛斯，因為：

……你把你母獅的扳機做得

比生命更強壯，用你臂膀

玫瑰的鐐銬將它囚禁。

因為你的身體是根源，是

歡愉與痛苦，兩株巨型植物

不和的樹干本質的繩結。

像神秘鉆石的胸針

死神最沉醉的百合。

因為在宇宙之上我隱約看見你，

光、香氣和旋律的橋，

溝通地獄天堂

靈魂閃光肉體陰沉……

這本公開書寫愛欲的詩集在烏拉圭引起軒然大波，幾如丑聞。她在詩中讓我們看見一個女人真實的靈魂，而在當時父權社會主導的拉丁美洲社會大眾眼中，一個女人敢于寫作諸如欲望、身體和歡愉這樣的枷鎖主題是不可想象的。魯文·達里奧在為這本詩集所做的序中寫道：“當今寫詩的女人中沒有誰像德爾米拉這樣震撼我，為她沒有蒙紗的靈魂，為她花一般的心。不把圣德肋撒的神圣激情算在內，這是卡斯蒂利亞語中第一次出現一個女性靈魂如此驕傲于她的純潔與愛……”她的詩歌里展現出的對愛和性的贊頌，直到當時還從未在西班牙語的女性詩歌中出現過。

《空圣杯》出版的當年夏天，德爾米拉和恩里克·約伯·雷耶斯結婚。時至今日人們也不確定他們是如何相識的。雷耶斯比德爾米拉年長一歲，情緒易怒，控制欲強。他是個販賣馬匹的生意人，從始至終對德爾米拉的詩歌才華毫不在意，認為那只是她單身時代的“脆弱”所致，認為兩人一旦結婚，她就會如他所愿地放棄寫作。他并沒有意識到，對德爾米拉而言，寫作在她的骨血里，逼她放棄只會將她推離自己。

在由后世研究者拼湊出的記錄改編的德爾米拉傳記舞臺劇《我不生孩子，我只生出詩歌》中，可見家中一片死氣沉沉，秩序是惟一的要求。雷耶斯咒罵著“沒人要看你寫的東西，你不會進入歷史”扔掉德爾米拉的手稿；在激烈的撕扯與爭吵中，德爾米拉說“我不要你作為我的丈夫履行義務，我要以一個女人的身份和以一個男人身份的你享受情欲本身的歡愉，而不是為了傳宗接代，生養子嗣”，而雷耶斯只會沖她大吼：“你為什么不能正常一點！” 不禁想起英國女作家珍妮特·溫特森16歲時因愛上一個女人背棄養母想將她培養成傳教士的“正路”，去尋找能讓自己快樂的人生。養母在將她逐出家門前一臉不解地問了最后一個問題：“你本可以正常，為什么要去快樂？”(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看似荒謬，皆是如此遙遠的、不理解的目光。

不同頻率的共振讓德爾米拉和雷耶斯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注定無法成立。新婚53天后德爾米拉搬回父母家，以丈夫家庭暴力為由提出分居，此后雷耶斯不斷通過寫信和砸窗戶騷擾威脅德爾米拉，被一個以愛欲詩歌著稱的女詩人分居讓他感覺顏面掃地。1914年德爾米拉正式提出離婚并在6月22日辦理了手續(此前一年烏拉圭剛剛通過女方可以提出離婚要求的法案)。那個致命的7月6日，她應前夫要求去他租住的房子里取東西，被兩發子彈殺害，雷耶斯隨即飲彈自盡。這是希臘悲劇式的終結。她在崇高與詛咒之間徘徊，最后成為死亡和時間致命的受害者。她想抵達一個幸福的王國，那里“所有的夢都有光之湖可以沐浴翅膀”，不必遭受時間毀滅者的幽靈侵襲，最終卻像她在《夜曲》中所寫的那樣：“我是血跡里流浪的天鵝，/我慢慢染污湖泊然后起飛”。自她以后，西班牙語詩歌中的女性聲音全然不同了。

2014年，德爾米拉·阿古斯蒂妮逝世100周年之際，在安第斯街1206號的外墻上出現了一塊獻給所有性別暴力遇害者的紀念牌，上面鐫刻著德爾米拉的詩句：“……生命沒有殺死我，/死亡沒有殺死我，/愛沒有殺死我……”沒有刻完的那行詩在紀念牌背后凝望著往來的路人，德爾米拉惟一的預言，她說：“我死于一個被靜音的思想如同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