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鬼金是在青創會上。甫一見面，便要跟我聊小說。他讀過的外國小說似乎比我還要多，有些書名與人名我都不曾聽過。他對那種名氣不大卻能夠入得心來的作家的喜愛程度恐怕有過于托爾斯泰，正如他對北京某條老巷的喜愛程度超過長安街。他通往文學的路徑可能是狹窄的，卻也是幽深的。后來我想，文學觀的偏激恐怕跟一個人長時間囿于小地方有關。我也不例外。推己及人，也就弄明白自己跟他之間為何能談得來。之后幾年里，我們交往漸多，但我這個南方人還是聽不慣他的地方口音。他跟任何人說話，都是操一口地道的遼寧本溪話。不管對方聽得懂聽不懂，他都照例這么講。嗓門也大，有時即便說斯文話也顯得有幾分粗豪。可是，他的粗豪里面又混合了東北人那種很有筋道的冷幽默，使他顯得非但不乖張，還挺隨和、厚樸。很難想象，他如果校正了自己的發音、細聲細氣地跟你談論小說，會是怎樣的索然無味。

　　鬼金通常是這樣介紹自己的：一個寫作者，一個吊車司機，一個街拍者，一個涂鴉者。因此，在我看來，“鬼金”的個人世界是由這樣一些事物構成的：一團色塊、一些方塊字、一連串省略號、一股從文字里分泌出來的黏液、一條身體化了的街道、一堆破碎的欲念、一團漆黑的情緒……鬼金之為鬼金，有他不一樣的地方。這樣的人，會莫名其妙地跟自己過不去：他沒有戰勝孤獨，也沒有被孤獨打倒；他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強大，但從不向生活示弱。

　　在我想象中，現實生活中的鬼金應該是駕著恐龍般的吊車在工地上來回移動，鐵臂舒展，不無威武之氣，后來在現代文學館的園子里聽他談起自己的工作，才知道，那種吊車是懸在車間的半空中的，而他置身其中，一坐就是六七個小時，除了吃喝拉撒，很少從上面下來的。每個月他的工作日是22天或24天，每天工作8小時。有一回，他跟我談到“四班三運轉”這種上班模式時，我聽了一臉茫然。他就以文字的形式作了補充解釋：兩個班是早7點40接班，下午3點40下班，白班上完第二天下午3點40分接班，半夜11點40分下班，這是兩個班；之后休息一個白天，第二天半夜11點40分接班，至凌晨7點40分下班，這又是兩個班。每個月“四班三運轉”，循例進行，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他這樣解釋之后，我還是不甚了然。于是他就很有耐心地給我畫了一張草圖。我問他，那么，你是怎么安排寫作時間呢？他只吐出兩字：少睡。可以說，他的寫作時間是從工作時間中擠出來的，坐在禁閉室一般的吊車駕駛室內，如果沒事可做，他會偷偷寫點詩(他稱之為“分個行”)，偶或琢磨一些小說片段。至于看書，在工作時間是嚴格禁止的，一經發現就以違反勞動紀律論處。“三班倒”之后，他一回家倒頭即睡，醒來第一件事就是看一會兒書或寫點什么。事實上，他完全有理由偷個懶，干點別的什么不必動腦子的活兒，但他就是喜歡跟文字打交道，他甚至認為這是一種“生理需要”。這些年，他有沒有可能換個工作？可能性很小，他說，他這20多年來，只有一回因為工廠放假，跑出去做了幾個月的記者，后來回到工廠。他長年待在籠子般的吊車內，就仿佛一只大鳥待在老巢里，呼吸著污濁的空氣，不甘就此墮落，卻又無法遠走高飛。因此，他的生活狀態也跟身體一樣，一直是懸在空中的。20多年來，他從一個坐在吊車里的小吊車司機，熬成了一個諸事順其自然而不試圖逆襲的老吊車司機。然而，他的生活還是因為文學而發生了一點點改變：當吊車司機劉政波坐在吊車里，一個叫鬼金的寫作者就會從他那里分離出來，以精神的形態存在著。記得有一回，有人在文學討論會上談到“人不能抓著自己的頭發飛起來”時，鬼金突然來了情緒，他說，他就是試圖抓著自己的頭發飛起來的那個人。

　　鬼金大概不相信“靈感”這玩意兒，什么時候有空，他就開始伏案寫作。他之勤奮，時常讓我汗顏。有一年，他一口氣寫出了十幾部中短篇小說，在我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我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這么瘋狂地寫作，不怕腦子寫壞掉啊。沒法子啊，鬼金說，我不寫就得餓死。(因為胃病，他病休，每月僅開1000多塊錢工資)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心頭好像被什么帶棱角的東西撞了一下。是的，我現在知道他為什么坐立不安了。因為他身后一直有一個被我們稱為“不名之物”的東西在追趕著他。他稍作停留，那“不名之物”就會追上來，給他一頓暴打。于是，他就在房間里逃跑，騎著凳子逃跑，駕著吊車逃跑，拿著畫筆逃跑，提著照相機逃跑。他一直在逃跑。他的寫作就是一次大逃亡。我曾在電視上見過俄羅斯芭蕾舞演員、同時也是“腳中靈魂”項目發起人達利安·沃爾科夫的雙腳，因為過度訓練，導致腳骨錯位、關節松弛，看起來像一雙勞改犯的腳。如果一個高產作家的靈魂也有腳，那么，它的形狀大概也是這樣子吧。

　　鬼金沒有把腦子寫壞掉，但他把胃寫壞掉了。他跟我一樣，一直患有慢性胃病。得胃病的人，通常會引發體質變化：一種是變瘦，如我；一種是變胖(確切地說，是虛胖)，如鬼金。平日里，鬼金稍作運動，就冒虛汗。鬼金說，他一旦進入寫作，內心就有一種東西在撕扯，生怕自己一松手，那股氣就攏不住了。大概是因為長期寫作帶來的焦慮，他經常犯胃病；反過來說，隨著胃病的加重，一種說不清的焦慮也在日復一日地折磨著他。

　　他緩解焦慮的法子有二：一是畫畫，一是攝影。他畫丙烯畫，就喜歡斑斕色彩；他玩街拍，就喜歡黑白二色。從這兩種極端表現來看，也就不難理解，他談到創作時為何把自己稱為“極端分子”。總感覺，作為吊車司機，他的形象是黑白的；而作為寫作者，他的形象又是彩色的。難能可貴的是，鬼金能把兩種極端統攝于一身，一點都沒有違和之感，就像他的狷狂源于他的謙卑，他的敏感源于他的遲鈍，他的憤怒源于他的隱忍，他的清晰源于他的混亂，他的狹隘源于他的敞開，他的堅守源于他的放棄，他的叛逆源于他的馴順……

　　鬼金沒有跟劉政波好好相處，于是就有了一種我們稱之為小說的東西。那個寫小說的鬼金駕馭著文字，超然于吊車司機劉政波之上，由此我們可以相信：一個寫作者是可以抓著自己的頭發飛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