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剛，魯迅文學院第二十屆中青年作家高研 班學員，首都師范大學2010至2011年度駐校詩人。著有詩集《詩，或者歌》《第二本詩集》《粥中的憤怒》《正午偏后》《斯世同懷》和詩文隨筆集《落日 條款》《愿詩歌與我們的靈魂朝夕相遇》，曾獲齊魯文學獎、華文青年詩人獎、柔剛詩歌獎、阮章競詩歌獎和《十月》年度詩歌獎等。

　　兩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fā)現(xiàn)自己有了花眼的跡象，這本算不上什么意外，無非生命中的事實按照自身的規(guī)律和秩序不請自來，弦外之音卻顯得意味 深長：季節(jié)人生，大抵已是秋天。回首往事的驕子在追光燈下講授“必然如此”的成功學，不堪回首的失敗者則可以在劇院的丙級票區(qū)乃至劇院外面安置“原來如 此”的慚愧了——布羅茨基說，生活的可見層面永遠比生活的內(nèi)容更為重要——對于我這一代置身其中的人來說，不是命運開始出現(xiàn)分野，而是已經(jīng)完成了分野。流 逝的光陰向來如此，不容商榷，當我從慵倦的寂靜午睡中茫然醒來，當我懷著詩人的滄桑之心去求解一些諸如此類被現(xiàn)實主義視為“一分為二”的命題，我知道，我 所尋找的詩歌答案并不具備普遍說教的價值，甚至連分享喜悅都只能在一個局促的空間展開。我還知道，我沒有打算依據(jù)生活的強行教育來調(diào)整自己的寫作興趣以取 悅附著在詩歌表面的那些即時誘惑，并且愿意用足夠的耐心為之交付我所能承受的學習費用——像曼德爾施塔姆談論但丁時所言：詩歌中重要的東西只是對詩歌發(fā)生 過程的理解。人不滿百常懷千歲之憂，一個合理的詩人，歷經(jīng)境界、意趣和創(chuàng)造力的綜合考核，守住道德底線和文學的基準尺度并非額外要求，不過是土壤般的呼吸 無處不在。如此，詩人在彰顯“個性”時才不至于因為跑偏而迷失在“任性”的路上，才不至于把弗羅斯特的“一片樹林里分出兩條路——/而我選擇了人跡更少的 那一條，/從此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當作一笑了之的淺表性抒情。在我看來，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以降，詩人的總體表現(xiàn)差強人意，隔三差五跑到臺前的“話題演出”幾無 新意，而且往往授人以柄，被取笑的詩歌和詩歌精神至少在形式上仿佛毫無還手之力，有風骨的公共藝術交流在開放的網(wǎng)絡平臺上越來越傾向于私有化的沉默，這就 出現(xiàn)了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日新月異的科技和喜歡熱鬧的詩歌寫作者相得益彰，自成體系的詩人卻選擇了謹慎地規(guī)避和寂寞開無主地掉隊(誰跟自己成為朋友，誰就不 會在獨處時感到寂寞)。赫塞認為，人生是課以每個人各自不同的一次任務，在這里，重要的不是“任務”而是“各自不同”——因為人類不會輕易把一件世所僅有 的任務交給哪個具體的人，所以，“各自不同”決定了一個人(不僅僅是詩人)對于生生不息和薪火相傳的貢獻率。風在樹木面前藏不住級別，雨水也絕無倒流到天 空的可能，詩人允許形形色色，詩篇也允許魚龍混雜，大浪淘沙卻只有一種方式且至今未見變化。尼采告誡我們不要拋棄靈魂中的英雄——這句話的前提是，我們的 靈魂中首先要有一個存在的英雄構成被我們景仰的坐標。何謂英雄？字典給出的解釋為“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雄的顏值和版本雖不一而論，惟浩 然之氣和磐石之心不可或缺，阮籍當年指責豎子成名恰恰是對英雄的深情呼喚和間接致敬。而上個月，詩人宋石頭揣著“不想讓古人小看”的一意之念，置現(xiàn)代交通 工具于不見，只身徒步走了六七天，走了200多公里，從太原一路雪跡趕到長治，只為找朋友喝頓酒，也稱得上逆勢出場的“單體細胞”英雄挑戰(zhàn)司空見慣的生活 和大數(shù)據(jù)治下的時代。物質可不可以成為靈魂中的英雄？可以；權勢可不可以成為靈魂中的英雄？可以；物質和權勢可不可以成為靈魂中改造思想和修訂詩歌的英 雄？這個似乎不可以。我眼睜睜地活到了花眼的年齡，還在替那些一目了然的話題自問自答，你覺得是欣喜還是憂慮？是杞人憂天的追溯、無可奈何的停滯還是高處 生寒的瞻望？記得年輕時參加飯局，主人苦于我沒有合適的社會職務，干脆介紹說：“這位是詩人，王夫剛詩人。”起初我有點兒尷尬，畢竟詩人不是通俗易懂的局 長，也不是財大氣粗的總經(jīng)理，及至后來，我不但欣然接受了這個稱謂而且漸漸有所偏愛，經(jīng)過這么多年的妥協(xié)和反抗妥協(xié)，的確沒有另外一種更合適的稱謂接近于 我了——過去沒有，現(xiàn)在沒有，以后也將注定沒有——情況就是這些，命運已經(jīng)這樣，那么，我為自己的詩人身份而感到榮幸，這也將是我在中年和中年以后所遭遇 的一種“原來如此”的非選項現(xiàn)象：如果我的靈魂中有一個未曾拋棄的英雄，他的名字必須叫做詩歌，在生死疲勞的旅途上啟蒙般把我的休眠火山一次次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