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決計要把除秦國歷史以外的各種歷史一網打盡，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于博士館的私藏《詩》(即《詩經》)《書》(即《尚書》)等也限期交出燒毀；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并以古非今的滅族。只有醫、卜之類的“實用科學”，不在焚燒之列。

　　那些附著在文字上的歷史，都化作了一股灰煙，風吹即散。

　　只有一個名叫伏生的博士，冒著死亡和滅族的危險，把一部《尚書》偷偷藏在自家的墻壁的夾層之內。

　　這是人間幸存的惟一一部《尚書》。

　　中國現存最早的皇室文獻集。

　　一部華美璀璨、又佶屈聱牙的古代史書。

　　據說過過孔子的手(司馬遷和班固都堅稱這部書是孔子編纂的)，所以后來被儒家奉為五經(《詩》《書》《禮》《易》《春秋》)之一。

　　漢語中最早的“中國”一詞，就埋伏于這部書中。

　　后來，大秦王朝的瓊樓玉宇也消失在一場大火中。放火者：項羽。

　　又過了很多年，王朝巨變的塵埃終于落定，年老的伏生顫微微地砸開自家的墻壁，好消息和壞消息同時降臨。

　　好消息是，他多年前冒死收留的那部《尚書》仍在原處；壞消息是，能夠辨認的，只剩下28篇。

　　那一剎那，寒風吹徹頭頂，許多人的心一定會變得拔涼拔涼的，歷史——至少是紙頁上記錄的那些歷史，突然間變得很遙不可及。

　　但歷史還是在這里預埋了一條線索，那就是伏生不僅是《尚書》的收藏者，還是碩果僅存的一位曾經參與編修《尚書》的人，只要他還活著，《尚書》就在，不在墻壁里，而是在他的心里。

　　二

　　河清海晏的西漢初年，擺在漢文帝劉恒面前的一項最緊迫工作，就是搶救伏生腦子里的那部《尚書》。他傳下旨意，要把伏生召至長安，請他口述《尚書》的內容，然而從伏生居住的章丘到達長安，中間要翻山越嶺，路途迢迢，而伏生這位歷經周、秦、漢三代的文化“活化石”，此時已年愈九旬，這樣折騰他等于要了他的命。于是漢文帝命令晁錯前往章丘，搶救這筆“文化遺產”。

　　晁錯一路不敢怠慢，和時間賽跑，千里迢迢抵達章丘時，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又出現了：此時的伏生，已經口齒不清，他說上半天，晁錯一句也聽不懂。但是上天還是事先準備了一位“翻譯”，這個人就是伏生的女兒羲娥。于是，伏生、羲娥、晁錯，開始了一次漫長的、也是極為重要的合作。白發蒼蒼的伏生，穿越了秦朝的黑夜來到漢朝，在生命的終點，他看見晁錯，還有晨光中一張摞滿空白竹簡的書案。

　　我從唐代詩人、畫家王維的《伏生授經圖》里看見了伏生。那是幾年前，上海博物館舉辦的“千年丹青——日本、中國唐宋元繪畫珍品展”中，我有幸見到了《伏生授經圖》。這件作品，傳為唐代王維所繪，宋代宮廷秘藏的《宣和畫譜》中記錄過它，現收藏于日本國大阪市立美術館。假如它是真跡，那將是王維惟一存世的人物繪畫真跡。這幅畫縱25.4厘米，橫44.7厘米，絹本設色。畫上的伏生，須發蒼白，瘦骨嶙峋，頭著方巾，肩披薄紗，盤坐在案幾后的蒲團上，右手執卷，左手指點其上，嘴唇微啟，似乎在說話。他的山東口音里，埋伏著自堯舜到夏商周跨越兩千余年歷史文獻，所以，他的傾聽者，不只晁錯一人，后世的所有讀書人都豎起耳朵在聽，仿佛他含混不清的口音，能讓他們憑空觸摸到歷史真實而龐大的軀干。所以，《伏生授經圖》，不僅是一幅人物畫，更是一幅關于聲音的繪畫，那聽者，生了又死，層層疊疊，布滿了兩千多年的時空，人數浩瀚，無法統計。

　　后人說：“漢滅秦，漢無伏生，則《尚書》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明其義。”

　　三

　　王維不僅是我們熟悉的唐代詩人，也是不遜于吳道子的唐代畫家，是文人畫的鼻祖。蘇東坡講“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說的就是王維。《伏生授經圖》以細勁圓韌、剛柔相濟的鐵線勾畫人物、案幾、蒲團、竹簡、紙卷等，顯示王維運用線條寫景狀物的嫻熟技能，透出盛唐人物畫雍容、典雅的氣息。畫面略帶俯視，充分展現案幾、筆、硯等物，及伏生手執紙卷、娓娓陳辭的神態，用色清雅，但背景留白，不著一筆，使主題特出，形象生動，已顯現中國畫處理人物場景的特色。

　　伏生的口述，進入了晁錯的書寫之后，重新變成了文字，變成的簡冊，由口唇之間的非物質遺產，重新回歸了物質。那些在風中消失的字跡，又在風中回來了，匯聚在晁錯的筆下，就像一些一群飛散的蝴蝶，轉了一圈兒，又棲落在原處，或像一幅靜止的畫面，突然間又運動起來，漫天飛絮，萬葉飄零，腳步參差，身影晃動，歷史重新環繞在他的周圍，讓他感到溫熱、寬大和踏實。

　　只不過晁錯寫的文字，不再是秦代通行的小篆，而是已經過渡為漢代流行的隸書，筆劃間，有了水平線條的飛揚律動，書法學上叫做“波磔”，有如江河的波濤，或者飛鳥的翼翅，一輪一輪地蕩遠。

　　這些嶄新的、散發著竹木與墨汁芳香的卷冊，又像懷了孕的種子一樣，在時間中不斷生成與繁衍。

　　經過伏生傳下來的《尚書》，史稱“今文尚書”。意思是：用今天(漢代)的文字書寫的《尚書》。

　　《伏生授經圖》，不止王維畫過，明代杜堇、崔子忠，近代謝閑鷗等，都曾畫過《伏生授經圖》。

　　他們畫的不是伏生，是中國人對于文明的信念。

　　四

　　老子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在歷史中，每個人、每支筆，都可能成為那個“一”，去生“二”、生“三”、生“萬物”。

　　在故宮博物院，我還沒有找到一幅《伏生授經圖》(杜堇《伏生授經圖》現藏美國大都會美術館，崔子忠《伏生授經圖》現藏上海博物館)，但比這些圖像更真實的，在故宮，珍藏著大量的竹簡木牘、法書碑帖，作為最真實的物證，證明著我們文明生生不息的傳遞與嬗變。

　　我們文明的載體，無論是起初的簡冊，還是后來的紙卷，表面上看，都是易燃物，都會在火焰的攻擊下一敗涂地，但歷經了幾世幾劫，它們仍在，就那樣真真切切地出現在我們眼前。這充分證明了木牘簡冊、紙張書卷的抗燃性質，它們用文字的再生性，來反制自身材質的易燃性。

　　那一部具體的“書”，后來也被我們擴大為對于所有卷冊的統稱。

　　一個人、一支筆，就這樣挫敗了火焰的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