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卯暮春，我奉調來京工作。從教師到公務員，崗位性質變易，工作內容轉換，要求我必須盡快更易角色，以適應新的職責需求。但是我沒有徹底放下、中斷藝術創作，仍然在白天忙完公務之后，在過渡居室中從事我的專業創作。經過將近半年幾經反復修改的“業余”勞作，作品入展當年第9屆全國美術大展并入藏中國美術館。來自各方的評價接踵而來，接受的、不接受的、質疑的、首肯的不一而足。令我如釋重負的是，作品和歷史一起見證了世界進入新千禧之年，迎來的是人類文明的持續進步和發展。

　　是時，正值世紀之交，全世界都在局部戰爭、饑餓疾病、毒品走私、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經濟低迷狀態中忐忑不安地眺望新世紀。種種“世界末日說”、“瑪雅歷史終結說”和諾查·丹瑪斯預言交織在一起，各國民眾和國際媒體擔憂質疑、揣測悲觀的論調彌漫，然而中國卻以飽滿的信心和經濟兩位數增長的速度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快車道，向現代化邁進，世界將目光轉而投向東方。

　　我將蓄積在心多年的構想付諸實踐，創作一幅世界杰出的人文智者群像圖，我想以穿越時空和特殊的透視結構方式，將20世紀百多位世界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人文藝術家的人物肖像濃縮組織在一幅作品中，體現文明、文化發展的多元、多樣性，運用寫真、寫實的現實主義藝術表現手法，將他們的風采通過藝術形式呈現出來。

　　這些以思想啟蒙為先導，并以其深刻睿智的眼光，塑造人類靈魂、推動科技進步的發明者們，以整齊的隊列密密匝匝占據著畫面的五分之四，以不同形象表情和聰慧的眼神，無聲地與觀眾直面相向，試圖讓觀眾在仰視中感受到巨大的思想張力和文明歷史的厚重。作品中的后排人物組合形成一條弧形的地平錢，表示歷史的縱深和隊列的無盡。其背后則表現為剛剛露出魚肚白的天際和漸次上升的曙青色——黎明前濃重的青藍交混的過渡色彩。在那象征了宇宙蒼穹的天際綴滿或隱或現的銀色文字書寫體——思想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教育家等字樣，宛若布滿在寬闊天體中的各色星辰。而那一長串赫然列于世界人類文明歷史的，令人為之肅然起敬的先導者、締造者和社會進步推動者的名字和人物肖像，就像一部由人陣組成的管風琴奏響的和聲，隨著恢宏厚重、低回高亢的旋律，誦唱著贊美黎明的頌歌。作品對于內涵的豐盈宏大和形式語言之新穎特異的考量，超越了傳統中國畫創作的審美定式和慣性格式，這于我，無疑是一次直面傳統和經典的挑戰。

　　那時電腦尚未普及，查找百多位心目中的智者肖像素材著實耗費了大量的精力。我翻查各類名人傳記資料，穿梭于各個圖書館找尋肖像圖片，不管圖片質量清晰與否，只要得到一個生動的形象和表情，我就為之興奮。然后根據畫面結構的需要，精心排列組合著這批人類文明殿堂中的圣賢，在神交和對話中，營造架構起一座紀念碑式的肖像全圖。

　　就藝術表現手法而言，當然可以有多種選擇來體現這個厚重的思想主題。在那個思想解放的年代，任何外來的藝術理念、形式、技巧都可以被毫無顧忌地模仿、挪用，但是我很清楚：如果能夠在視覺形式上打破時空，將不同國籍、身份、成就的智者以穿越空間的手法交錯并置在一起，以既寫實又非實寫的語言，呈現文明進步的多樣豐富關系，又最大可能地運用中國繪畫的經典方式，可能使作品的視覺樣式產生奇異的效果，這確實是一次邊嘗試邊摸索的冒險實踐。以傳統中國繪畫的手法表現碩大的肖像顯然已不足用，借助素描是必需的，但須將素描成分降至最低程度；僅靠線條造型更不足敷用，必須將線條擴張至淺浮雕效果的極限，這可能是作品謀求預期效果的出路，但對畫家駕馭型的能力和塑造人物形象特征、表情特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世紀智者》的肖像既要像(觀者能夠辨識)，技術要求且高(語言技法具有相應難度)，這是我無法回避、必須解決好的難點和作品成敗的關鍵。

　　15年過去，在這期間，《世紀智者》參加了國內眾多大型展事和對外文化交流活動，引來多國同行和觀眾的關注與議論，有的國家甚至將之作為教科書封面，還屢有藏家求購。雖然“智者”——世界人類文明的精英在不同人的眼中可能讀出不一樣的感受，但是有一點則是為歷史所證明了，即世界因為他們而走向光明。

　　2015年，中國國家博物館為充實展廳內容，特邀我和多位畫家分別創作指定的作品，《世紀智者》以5倍大于原作的尺幅被要求復制。續作同一主題的作品或同一作品的變體畫有難度，難在難出新意，易于陷于雷同重復，但變體畫在藝術史中也曾有不少成功先例。經過反復考慮，決定采取在基本保持原有的視覺形式上以充實、變化內容，完善改進技法的辦法謀求出新意。為了增強智者隊列的縱深層次感和透視對比關系，我比照了各種版本的中外名人錄，新增加了楊利偉、袁隆平、喬布斯、比爾·蓋茨等六十余人，使智者的肖像群陣勢得到進一步的擴充。同時我有意識在前后排肖像的近大遠小比例上加大了對比度，又放緩了地平線的弧度，使畫面的視覺效果更具宏闊、厚重和張力，而放大5倍的人物形象因為得以細微深入的渲染塑造而更為生動傳神。此外，水墨語言的充分發揮結合了單純的不同人種的膚色，使畫面既簡潔又豐富，達到既耐看又保持了較強的繪畫性的目的。為了確保作品的最終視覺效果，我頻繁爬高落低，付出了遠遠超出前作的體力和精力，唯責任驅使，令我不敢稍有懈怠。

　　新年到來之際，續作《世紀智者》如約與首都觀眾見面，令人欣慰的是，來自館方、同行和社會公眾對作品的評價好于我的預期。但遺憾確已難以彌補：如果續作能再晚半年完成，那么中國的作家莫言和藥學家屠呦呦這令國人為之自豪的名字和人物形象當可添加其中。然而，假如真應了西方學術界、傳媒界的預言——在未來的半個多世紀中，獲得諾貝爾獎殊榮的中國人將呈井噴趨勢的話，那么《智者》的后續之作就該由未來的年輕人去完成。而我，則與有榮焉：在藝術家有限的生涯中，有幸與盛世同行，與智者同行，與實現中國夢同行。

　　(馮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