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培拉，對于中國美術界來說，猶如一位似曾相識的朋友，有所耳聞，但浮于淺識，有心親近，卻不得機緣。實際上，丹培拉繪畫的歷史比油畫更久遠，早已奠定歐洲繪畫源遠流長的歷史傳統。而直至今天，相比于丹培拉繪畫自身的歷史，我們與它的相識相知來得太晚，以至于在深入研究歐洲油畫傳統的今天，仍有很多人漠視它的存在，甚至認為它可有可無。

　　對于丹培拉的接觸和認識，嚴格說來，是起始并伴隨著我們重新開始深入研究歐洲油畫傳統而逐步展開的。20世紀80年代初，一批有志于油畫藝術的學子重新獲得游學海外的機緣，奔赴歐洲油畫的故鄉，深研油畫的悠久傳統與材料技法。深入追溯油畫的源頭才發現，油畫其實孕育和脫胎于一種叫丹培拉的繪畫，比起油畫，其存在的歷史要遠為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埃及，而到古羅馬時期，特別是拜占庭帝國時代，已成為當時最主要的畫種。經過喬托一代的探索和革新，丹培拉臻于成熟，在文藝復興時期達到全盛。丹培拉是由水和油混合而成的不透明的乳狀液體。它既可以是水性的，也可以是油性的，或者根據水和油的不同比例，調和成水包油或油包水的乳液結構，所以在材料上，完全不同于近代油畫。正是由于對丹培拉的了解，才讓我們知道喬托、弗蘭西斯卡、波提切利、達·芬奇、丟勒、倫勃朗等文藝復興及其前后時期的大師們所使用的是丹培拉而非油畫材料。而在過去把這些丹培拉繪畫誤認為油畫的時候，我們就根本難以懂得畫面效果為何是那般的奧妙，或者說不懂得油畫為何創造不出那種效果。只有在了解了丹培拉之后，我們才能讀懂那種畫面材質所散發出的醇美的味道。這是丹培拉繪畫作為一種材料留給我們的最初視覺印象。

　　語言總要表現精神。如果我們要深入理解歐洲繪畫的歷史，尤其是貫穿其中的藝術精神，就必然要追溯歷史的源頭。文藝復興奠定了歐洲繪畫重要的藝術傳統，繪畫從中世紀向文藝復興的演化正是在丹培拉繪畫中完成的。由此，丹培拉繪畫包孕了文藝復興的藝術精神。實際上，國內早有藝術家和學者展開了對丹培拉的積極研究和創作實踐。有意思的是，對于歐洲丹培拉從材料、語言、精神到文化上的不斷循序深入的認識，正好也形成了中國藝術家對于丹培拉從認識、學習、運用到創作上的基本路徑。潘世勛先生是這一領域研究較早并取得重要學術成果的藝術家之一。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在對歐洲繪畫傳統進行研究之后，開始著書立說，對丹培拉進行較為系統的介紹，并于1994年在中央美術學院創建并主持繪畫技法材料工作室，率先在國內高校中把丹培拉作為技法材料注入到藝術教學之中，在實踐層面進行丹培拉的學術研究和創作，開始彌補和豐富此前對包括油畫材料在內的歐洲繪畫的單薄認識，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1997年，張元教授接手并主持繪畫技法材料工作室后，將其更名為“材料表現工作室”，開始將材料技法層面的丹培拉教學拓展到藝術語言層面的實踐研究。這是從藝術方法的角度，認識到丹培拉作為一種物質性語言在藝術創作表現中所發揮的可能性、獨特性與創造性。而且，張元教授把丹培拉的繪畫語言更進一步拓展到綜合材料的混合運用的語言實驗上，更加擴展了語言的多重表現效果，更加增強了繪畫語言表現的廣度和深度，由此完成從藝術材料到材料藝術的自覺審美轉換。

　　2000年和2015年，張元教授兩次請著名旅法華裔藝術家、學者戴海鷹先生到中央美院講學。對新的藝術語言的感知和學習，激發了學員們表現的熱情，一批別開生面的創作陸續涌出，令人感受到語言拓展對于發揮繪畫創作潛能的無限可能。丹培拉與個體的精神張揚所形成的密切關聯，以及煥發出的創造意義都鮮明地反映在張元所主持的歷屆丹培拉研修班學員們的創作中，其成果豐碩，并部分地呈現在此次由中央美術學院造型學院主辦的“周而復始——丹培拉繪畫多重詮釋”研究展中。

　　丹培拉繪畫具有多重詮釋的開放與可能。在當代文化語境中，丹培拉還可以結合油畫、丙烯、拼貼等多種材料形式的交錯混合運用，而演化創造出新的語言形式。也就是說，作為一種繪畫語言的丹培拉，在當代文化觀念下，以開放的形態，與其他語言相互結合、碰撞、嫁接、糅合，從而打破自身單一語言的局限性，為多重詮釋的可能解讀帶來了空間。這是超越單一畫種而注重從相互關系出發發現問題的新的思維方式。由此，注重于繪畫語言關系的學習、把握和引導，造就了語言及含義多重表現的可能性，從而把創作導向更加自由的天地，這正是今天拓展丹培拉語言表現的文化要義所在，以及展覽所傳達出的重要的思想認識，而不僅僅是對于一個純粹畫種的學習和創造。

　　(作者為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