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一場名為“70后文本與現代性寫作”的研討會在魯迅文學院舉行，此議題緣起花城出版社不久前推出的“現代性五面孔”叢書第一輯。叢 書包括徐則臣的《古代的黃昏》、李浩的《消失在鏡子后面的妻子》、張楚的《梵高的火柴》、田耳的《獨證菩提》以及東君的《某年某月某先生》等5部短篇小說 集。“五面孔”激發了一場關于“70后”作家與“現代性”的熱烈討論。

意在拒絕平庸寫作

何為文學意義上的現代性？為何重提現代性？這些作品在何種意義上體現了現代性？如何看待中國文學百年來的現代性訴求？研討會上，徐則臣、李浩、 東君、張楚四位作者與施戰軍、邱華棟、郭艷、李云雷、楊慶祥、李建周等評論家展開對話，從歷史成因到現實所指，從概念辨析到文本分析，從世界文學到中國文 學，對“現代性”進行了多種向度的闡釋。

“現代性本是一個中性詞，大家現在提到現代性多是用作褒義詞，尤其是在人文學科很多領域開始反思現代性的時候，在文學中重提現代性，是需要反思 的。”與會專家細致分析了5位作家的作品，認為他們雖然都是具有代表性的“70后”作家，但是他們的小說趣味、他們在寫作實踐中對于現代性的理解和表現各 不相同。“現代性”這個非常復雜的概念，在當下的提出，和重提“先鋒文學”一樣，更真切的意義在于拒絕平庸寫作，倡導探索性和創新性，呼吁有難度的寫作， 期待文學新的美學面貌。

文學本身就具備天然的“先鋒性”，因為它需要創造、需要創新、需要冒險，在時代中具有先覺性和引領性。然而，這些年來，我們在矯正“形式主義” 的同時，也輕慢了對藝術性的探索，使得文學創作有明顯的同質化傾向，這不僅僅是方法上單一和重復，而是內源于我們看待世界的角度單一、文學趣味的單調、對 生活的理解淺表化以及想象力的匱乏。

“我們這代作家散漫沉悶無聲無息，除了外部環境，更應該尋找自己的原因。”張楚在反思自己寫作時，有意識地在國際視野中對比“70后”寫作，他 認為很多國外的“70后”作家已經具有世界性影響力，和他們的作品相比，我們有些保守和自足。“以故事為核心的寫作，不自覺地遵循某種套路，在某種程度上 限制了文學的想象和拓展，對生活缺少更深層次的挖掘和打撈，缺乏文本創新意識……這些問題導致了作品的同質性和模糊性日益明顯，使我們在講述中國故事時顯 得呆板、木訥、拘謹，缺乏自信。”張楚認為，自覺的探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創新，是我們現在最應該做的事。

“這部小說集和我之前所有的小說集都不同，里面有很多實驗性作品，有些從未示人，有些不被認可，但它們是我整個寫作的強健機體的潤滑劑。”徐則 臣說，這些小說是他寫作中的一股“暗流”，與他那些“正面強攻”的作品拉開了距離，但是寫這些小說讓他看到了這個世界旁逸斜出的東西，發現了生活中沉默的 大多數，“它能補濟你對這個世界的認識”。

“虛構”是貼近現實的方式

無論現代性的表征有多么難以描述，但是文本的“虛構”、“想象”、“變形”等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關鍵詞，正因此，它也常常被批評為“脫離現實”、 “形式大于內容”、“故弄玄虛”。東君對探索性寫作尤為熱衷，在剛剛開始文學創作時便熱衷于“跨文體”寫作，“總覺得當代小說太像小說”，“總想寫出一點 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冒著被批評的風險，在“實驗田”里種出了《人·狗·貓》《鼻子考》《昆蟲記》等短篇小說，并在長篇小說《樹巢》中將文本實驗推向極 致。直到近作《夜宴雜談》《某年某月某先生》，東君仍保持著拓展小說文本可能性的熱情。然而，正如同樣熱衷于文本實驗的李浩所說，刻意強調虛構和創造，并 不意味著對“真實”的輕視、忽略。

“恰恰相反，我極其看重文字之‘真’，寫作者使用天賦魔法，‘弄虛作假’，對現實、日常進行一系列復雜而深刻的改變，其本質目的恰是努力‘求 真’，努力探究被掩藏的存在之謎、人性之謎”，“寫作者使用魔法，是試圖讓我們從另外的、非表層化的角度逼近‘真實’，更為深刻、繁復和內在的真實。”李 浩在談及這部小說集的創作時如此寫到。

在與會者看來，“70后”的寫作是先鋒文學精神的內化和豐富，也是自現代文學以來對人、對人性探討的深化，他們雜糅不同的寫作技術，試圖打破近 年來以線性故事為主的單一敘事路徑，在審美風格和文體意識上做出了有價值的探索，雖然有劍走偏鋒的時候，但他們是真正具有現代意味的寫作，他們的寫作反映 了當下中國正在發生的現實和當代中國人的生存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