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作家出版社共同主辦的陳彥長篇小說《裝臺》研討會近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王蒙，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以及近20位評論家參加會議。

　　《裝臺》是三度獲曹禺戲劇文學獎、文華編劇獎，并獲首屆中華藝文獎的著名作家、戲劇家陳彥的長篇新作。該書2015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受到文學界和廣大讀者的廣泛關注和一致好評。入選中國圖書評論學會“2015中國好書”，為文學藝術類第一名，同時位列中國小說學會2015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長篇小說榜首。據主持會議的作家出版社總編輯黃賓堂介紹，《裝臺》出版僅半年多，已印刷7次，銷量已逾10萬冊，足見《裝臺》的魅力，已得到讀者的廣泛認可。在本次會議上，專家學者圍繞《裝臺》的現實主義品質、典型形象的塑造、對生活的深度開掘以及與中華美學、中國風格的承續關系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

　　現實主義的新面向

　　與會專家認為，《裝臺》立意高遠、視域宏闊、內蘊豐富，其所呈現的經驗，已非既有的現實主義理論所能簡單概括。對這些新經驗的深入探討，有助于深化當下現實主義創作。王蒙認為，《裝臺》別開生面，地氣盎然，真實可觸，引人入勝，叫人為之笑也為之哭，為之思也為之嘆，為之搖頭也為之蹺大拇指。它展現了百色人生，緊接地氣，卻又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知所未知，既扎實，又奇異，既合情理，又絕頂新鮮古怪的當代中國故事。讀來令人不忍放下，擊掌稱快！李敬澤認為，《裝臺》的出版、傳播，以及其在文學界和讀者群中所引發的熱烈反響，已經構成了一個現象——《裝臺》現象。如果把這部作品放在我們整個文學發展大勢中看，就會注意到其與現實主義的復興或回歸的復雜關聯。在現實主義視野和變化了的時代條件下去探討現實主義的可能性，《裝臺》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樣本。同樣，在所謂的底層敘事的視野里，《裝臺》也有著重要的標本性意義。它有助于深化我們對當前面臨著的一些很迫切的重要文學問題的認識和探討。《裝臺》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特點，就是大場面的描繪非常之多。描寫大場面，是經典現實主義的核心問題之一，在當下寫作中卻極為匱乏。這是涉及到現實主義根本精神的一些因素，有待深入探析。《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認為，《裝臺》為作家們在這個時代如何寫現實生活，如何找到自己所要呈現的角度或者方位提供了重要的參照。陳彥找到了日常生活的戲劇性和趣味性，展現了那種處于最幽暗、最難堪的境地的人，如何被這種千瘡百孔的情境反彈出人性的光亮。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認為，《裝臺》把陳彥提升到了當代實力派小說家的前鋒行列，確立了他在中國當代小說家中的重要地位，突出體現了陳彥在故事編織與文字調遣上的深厚造詣與不凡功力。該作確實是長篇小說的重要收獲。中國作協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雷達認為，陳彥以樸素、鮮活、靈動的筆法，寫出了人的生存的秘密和靈魂的奧妙。《裝臺》是一部人物活靈活現、世情斑斕多姿的現實主義力作。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陳福民認為，以往的現實主義寫作，基本難脫以一種簡單的觀念閹割生活原本應有的真實性和復雜性之弊。陳彥則以一種平等對視的姿態，寫出了粗糲的、原始的、真實的現實，使得被光鮮的、整潔的、已經打造成型的生活長久遮蔽的經驗得以敞開，為當下寫作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和經驗。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副主任胡平認為，陳彥有獨到的眼光和創造力，他的作品體現了中國傳統嚴肅文學的重要價值。因陳彥能以綜合的、總體的視域書寫復雜的人世經驗，作品呈現出“生活的盛大”和“精神的盛大”，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楊慶祥認為，《裝臺》屬于一種在我們當下寫作中比較缺失的“盛大現實主義”的寫作。《光明日報》文藝部主任彭程認為，《裝臺》描繪了一種邊緣人群的特殊生活，寫他們外在的生活和內心情感的波瀾，具有相當的深廣度，是一部充分體現現實主義寫作再現生活力量的優秀作品，有力地說明了現實主義美學原則的持久生命力。《長篇小說選刊》主編顧建平認為，《裝臺》是那種很雄健、很自信、從容有底氣的優秀現實主義作品，是陜西當代文學從鄉村現實主義到都市現實主義的又一次突破。

　　向生活的厚土深度掘進

　　《裝臺》既有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的宏大場面，也充滿著具有濃郁生活氣息的精彩細節。二者辯證地建構起一個獨異的、盛大的文學世界。《裝臺》所體現出的陳彥對生活的熟諳，以及他觀察、描繪筆下人物和他們生活世界的方式，可以為作家處理寫作與生活、自我與現實的關系提供有益借鑒。王蒙認為，《裝臺》里面充滿著生活，扎實、細密而又新鮮。雷達認為，陳彥是厚積薄發，他的作品是生活長期沉淀而成的，他只是寫他觀察已久，爛熟于胸的人物以及環繞他們的世界，質地非常堅實，并非刻意為之，也無法刻意為之。白燁認為，陳彥深諳裝臺人的種種艱辛與不易，把他們的形象寫得栩栩如生，并為他們傾訴喜怒哀樂，體現的是心系底層的文學立場，情系平民的寫作姿態，實屬難能可貴。《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認為，這部書肯定不是有意識地去采訪，看材料，梳理所能寫成的。作者本身就生活在這種生活當中，是日積月累積淀而成的。彭程認為，以誠篤和勇氣直面人生，從而對生活厚土做出有力度有質感的掘進，是理解《裝臺》的樞機之所在。該作文學材質的豐富和出色，無疑得益于作者對生活整體上的熟諳。《人民日報》文藝部理論評論室主編劉瓊認為，《裝臺》中的生活細節特別多，有極為濃厚的生活氣息在里面。《解放軍報》文化部編輯傅逸塵認為，無論敘事語言，人物對話，細節描寫，還是人物的生存狀態，《裝臺》都呈現出一種生活原生態的毛茸茸的質感，有別于當下生活質地稀薄的小說寫作。楊慶祥認為，《裝臺》中不僅有大的場面，還有小的細節，二者辯證地建構起了這部小說的細部，所以這部小說有非常強的生活質感和密度。

　　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

　　與會專家認為，陳彥從人們習焉不察的世界中發現并創造出了一種新的人物形象，并通過這種形象表達了他對帶有根本性的人之生存境況的感受與思考。這種“新的人物形象”，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文論所指稱的“典型”。王蒙認為，《裝臺》寫了上百個人物，活靈活現，如聞其聲，如見其狀，如感其心，叫人為之喜怒哀樂、悲欣交集。而相較于現代小說的“空曠”，李敬澤認為，在《裝臺》所承接的傳統中，小說里人頭攢動、擁擠熱鬧。《裝臺》的人物，前前后后，至少上百，大大小小，各有眉目聲口。陳彥解決了一個當代小說的重要難題，即如何讓筆下人物開口說話，而且發出活生生的“這一個”的聲音。由于較為復雜的歷史原因，作家們擅長以“正面強攻”的姿態書寫現實的裂隙和病癥。作品灰暗、冷峻、殘酷居多，能從現實中發現光亮和溫暖的實屬少見。白燁據此認為，陳彥寫出了小人物的擔當和光亮，溫暖和愛，殊為不易。這部書可以作為我們寫作小人物的典范。梁鴻鷹認為，刁順子絕非個案，而是對一類人的高度總結。這個人所連接的社會矛盾，種種千瘡百孔的東西，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和典型意義。中國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員李建軍認為，能否用充滿同情的態度塑造小人物，是判斷一個時代文學在道義和精神上是否偉大的一個標準。陳彥的作品既包含著同情，亦不乏批判性的啟蒙的東西。他成功塑造了刁順子、菊花、韓梅等典型人物，表達了對時代問題的深度思考。彭程認為，《裝臺》塑造了很多鮮活的人物形象，是對當代文學人物畫廊的重要貢獻。這些在日常的卑微的生活中始終堅持不向挫折低頭的廣大群體，也可以被認作是魯迅先生所說的民族的脊梁，是構成這個民族精神力量的主體。雷達認為，順子和菊花塑造得非常成功，順子身上有溫暖、閃光的東西，菊花則是對城鄉結合部特殊環境所產生的一類人物的高度概括，極具時代性和典型意義。《中國圖書評論》主編楊平認為，《裝臺》中的人物身上有人性之美，它反映了很多現實問題，但是卻給人以希望。劉瓊認為，陳彥筆下的人物不是卑微地活著，而是卑屈地活著。卑屈是他們選擇的一種生活狀態，內含著一種戰略的姿態。通過“屈”，他們為自己打開了一個空間。刁順子身上是有力量的。通過這個人物，陳彥寫命運感，寫命運“無常”當中的“有常”，就是堅定。他寫出了生活和生命的本質。作家出版社原總編輯張陵認為，陳彥從整日為生計奔波的底層人身上，發現了創造歷史的力量。這種力量凝聚在順子身上，就是一種道德的力量。《文藝報》新聞部主任李云雷認為，順子有他對世界的理解，有他的價值選擇，就是靠誠實勞動安身立命。在這一點上，順子遇到了困境，這種困境帶有一定的時代性。

　　中國美學、中國風格的獨特呈現

　　《裝臺》的運思用筆，并不局限于“五四”以降中國文學的“小傳統”，也與中國文學“大傳統”關聯甚深。從這一角度入手，李敬澤認為，《裝臺》在廣博和深入的當下經驗中回應著中國古典小說傳統中的至高主題：色與空——戲與人生、幻覺與實相、心與物、欲望與良知……像中國舊小說一樣，有一種盛大的“人間”趣味：場景的變換，社會空間的延展和交錯，世情與禮俗，感性的喧嘩……李建軍認為，陳彥有文章家之風，他的語言雅正規范，意味深長，有極好的節奏感和獨特的風格。劉瓊認為，陳彥的美學感受是白描式的，是傳統小說筆法的體現。《裝臺》運用了《金瓶梅》《紅樓夢》式的人物的散點式寫法。楊慶祥認為，《裝臺》中有《紅樓夢》的筆法。《紅樓夢》很少寫大的歷史的變局，但是它里面的每一個人物的情態和行為，都是鑲嵌在歷史之中的。如果沒有大的歷史格局，或者缺乏對中國當下歷史的體認，很難寫出這些人物真正的命運和他們的掙扎。陳彥在有意識地回歸中國式的美學和中國式的哲學，是一種有真正的中國情態、中國哲學、中國意味的寫作。李云雷認為，這部作品有中國美學、中國風格，像《紅樓夢》那樣，通過人物之間特別微妙的關系來呈現對這個時代浮世繪一般的把握。作者也如曹雪芹一般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并以此對待世界和他筆下的人物。這是對中國古典小說傳統主動承續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