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外國文藝》創刊已有30多年了，它最初的辦刊宗旨是怎樣的？現在這一宗旨是不是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和調整呢？

　　李玉瑤：“純文學、高品位”是我們一直以來的辦刊宗旨。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國內能夠堅持像我們這樣做的雜志已經所剩無幾，我們有責任堅守下去。借用著名翻譯家、《外國文藝》編委林少華之語：“概而言之，那應該是出于一種對于文學、文化事業以至整個社會進步的責任意識和使命感。而這在當下喧囂浮躁、物欲橫流、閱讀出現危機的社會轉型期，無疑是一種形而上的追求和高貴的堅守?！薄锻鈬乃嚒吩浀妮x煌大家有目共睹，而且《外國文藝》現在仍是上海譯文出版社的一個品牌，我們不希望改變這本雜志的風格與定位，在新的外部條件下如何再讓《外國文藝》走上一條復興之路，是我們現在最大的任務。

　　記者：回顧33年《外國文藝》的歷程，您能概括一下它所走過的不同階段以及每個階段的特點嗎？

　　李玉瑤：回顧《外國文藝》的歷史并概括其特點對我來說是個難題，《外國文藝》發軔于1978年，而我真正加入到其中是2009年。許多老編輯已經退休，甚至去世。簡要來說，雜志創刊于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的1978年。時代的需求賦予了它一份歷史的擔當。于是，它率先引進了現當代外國文學的優秀作家和作品，積極推介西方的文學流派和文藝思潮。人們或許因為它而了解了“黑色幽默”、“荒誕派”、“存在主義”、“后現代”。就傳播信息、活躍文壇、推動文化界和翻譯界的繁榮而言，20世紀的《外國文藝》是出彩的。由于“文革”的關系，在《外國文藝》創刊前，外國、尤其是西方文學與我們之間隔著一道墻，《外國文藝》則在墻上開了個窗口。今天這道墻上已經門戶大開，窗口到了可有可無的程度；但那時，所有的人都擁擠到窗口前，只有在那里才可以看見外面的世界，一本雜志驟然間達到了發行十多萬冊的盛況。上海譯文出版社成立20周年時，出版了一本《作家談譯文》，里面有幾十位當今中國文壇的風云人物寫了他們與譯文社出版的圖書、刊物的關系，而其中有不少作家都認為，自己走上創作道路，是因為看了譯文的書，也有的作家說，因為看了這些作品，他們產生了身為作家的幸福感。如果說上海譯文出版社包括《外國文藝》改變了中國作家的版圖，怕也不算過甚其辭吧。進入21世紀，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外國文藝》進入了一個低潮期。但讓人欣慰的是外國文學譯本卻成為書店里不可缺少的大宗商品，而其中許多現在為人熟知的外國作家，他們的名字第一次登陸中國，就出現在《外國文藝》上面。要說《外國文藝》的功績，就在此處，沒有這個窗口，就沒有今天的門戶大開。

　　記者：去年雜志200期時請了一些老編輯或座談或撰文。這些座談的紀要和文章也刊登在2011年第五期的《外國文藝》上，可算做一種大事記。舉辦這些活動后，在編輯部和讀者中引起怎樣的反響，是否有一些新的辦刊創意產生？

　　李玉瑤：2011年第五期，《外國文藝》迎來了創刊200期。為了做好這期內容，編輯部集思廣益，策劃了各種活動——開展了“我與《外國文藝》的那些事兒”讀者征文活動，微博、豆瓣同步跟進；為慶賀200期而舉行的新老編輯座談會上，歷任主編、編輯們促膝長談，“卻顧所來徑”，交流雜志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以筆談形式約請了雜志部分編者、譯者、寫者，其中包括著名翻譯家、兒童文學作家任溶溶先生，《外國文藝》老編輯戴際安先生，《外國文藝》編委、英美文學專家楊仁敬先生，《外國文藝》編委、拉美文學專家趙德明先生，數十年如一日為《外國文藝》撰寫美術評論的歐陽英先生，《外國文藝》編委、著名翻譯家林少華先生，《外國文藝》編委、翻譯兼評論家談崢先生，以及《外國文藝》編委、翻譯兼評論家袁筱一女士，他們分別就各自心目中的外國文學、《外國文藝》提出了獨到的理解和希冀，讀來溫婉感人，文字間處處流淌著對過往的留戀和對未來的期許。另外由《外國文藝》編委、翻譯文學研究家查明建先生執筆，以中外文學的視野對《外國文藝》三十幾年的譯介歷程做了系統梳理，引領讀者共赴《外國文藝》時光之旅。同時，編輯部還收到了來自社會各界的賀詞，包括知名學者、翻譯家、文學研究者，以及兄弟期刊等，相信200期之后的它，將繼續打造精品譯文，傳承經典編藝，力求看得更高，走得更遠。

　　記者：與其他同類的外國文學譯文雜志，如《世界文學》《譯林》《國外文學》《外國文學》等相比較，《外國文藝》的獨特之處在哪里？

　　李玉瑤：《外國文藝》的特色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一是我們選擇的作家基本上是在該國已經有名望的，少數是有潛力的新銳作家，以在世作家居多；二是基本上不重復介紹，至少不會在三五年里重復介紹；三是著重刊載作品，選擇的作品是能夠代表作家風格的，而評論等不占主要地位；四是注重作品的創新性和探索性。

　　與我們相比，《世界文學》更全面地介紹了世界各國的作家，《譯林》刊載的作品可讀性更強，《國外文學》《外國文學》等更注重文學評論，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記者：我們知道，《外國文藝》會刊發外國文學作品，對于版權問題將如何解決？

　　李玉瑤：我們正在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年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一方面是直接跟國外的版權方聯系取得他們的授權；另一方面是與國內版權購買者協商使用。同時我們也陸續跟各國駐華領館及文化機構等建立起常態聯系，由他們幫我們聯系作家本人來獲取授權。

　　記者：是否會與一些新資本進入媒體行業后辦的發表外國文學作品的雜志《天南》《信?！贰洞蠓健?雜志與雜志書暫時都放在一起論之)進行合作，還是盡可能避開這些自找生機呢？

　　李玉瑤：上海譯文出版社作為國內最大的綜合性翻譯出版社，本身就擁有豐富的版權資源，《外國文藝》作為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社辦期刊，有整個出版社作為強大后援，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是很有底氣的。我們匯集將努力全社版權資源之優勢，策劃出更精良的選題。我相信其他雜志也是跟我們一樣都是為了把國外優秀的文學作品介紹給國內讀者。當然對于優秀的作家作品我們肯定也會考慮進行合作，這是雙贏的方式，何樂而不為？

　　記者：雜志在2010年以后在內容上有變化，在營銷推廣上也有很大變化，開了微博，上了豆瓣，與個體刊商進行了合作，這些新的形式給辦刊者和刊物帶來了哪些新的變化？

　　李玉瑤：雖然編輯部人手緊缺，但我們依然不忘雜志的營銷。酒香也怕巷子深。當眾多的選擇讓讀者無所適從的時候，我們的引導必不可少，信息的傳遞也得迅速、及時。編輯早就不是一項單純的埋頭看稿的工作。編輯必須敏銳地捕捉文壇的變幻，了解讀者的需求，適時調整選題推出的時機，制造話題熱點。

　　記者：辦刊多年，談談您做外國文學期刊的最真切的體會吧。

　　李玉瑤：辦好一本外國文學期刊從來都是難上加難的。這是壓力與機遇共存的一項工作。搶占先機，比別人更早更快地發現國際文壇的新鮮熱點是《外國文藝》出奇制勝的法寶。對編輯個人而言，除了基本的外語功底外，還要有對文學的洞察力和駕御語言的功力，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同時不間斷地收集、篩選來自各方面的無數信息。這些都要求編輯苦練內功，提升自身素質，才能具備更敏銳更獨到的眼光，讓期刊更上層樓。

　　記者：我注意到微博上《外國文藝》有一大批“粉絲”，這很令人感動。辦刊過程中，你們和讀者會有怎樣的交流？面臨目前讀者的年輕化，是否會在內容、作者等方面做出調整？

　　李玉瑤：開微博、建立豆瓣小組，用這些即時方式與讀者們互動，這些都是我們為了適應讀者年輕化所采取的一些舉措。封面、選題、內容、翻譯質量，都是我們與讀者溝通的內容，表揚、批評、建議，我們同樣歡迎。只要是關乎《外國文藝》的，都可以談。同時，我們還經常收到讀者投來的稿件，我們都會認真地盡力回復。

　　《外國文藝》從選題上一直關注的是最新鮮的當代外國作家作品，在這一點正好跟年輕人的需求相契合。如何挑選出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我們最大的挑戰。同時，對譯者的挑選也是慎之又慎。得到公認的優秀譯者固然是我們的主力軍，但同時我們也致力于發現翻譯界的新生力量，吸引更多新鮮的血液加入到翻譯事業當中，也為譯文出版社儲備豐富的譯者資源。

　　記者：《外國文藝》有電子雜志嗎？是否考慮過網上辦刊，如何解決版權問題？

　　李玉瑤：目前《外國文藝》還沒有做電子雜志。但我們正在跟豆瓣網合作，推出網上閱讀。目前在版權方面我們在取得紙質出版的同時也會簽下電子出版的權利，而跟作、譯者之間也達成協議，同時授權給我們電子版的信息網絡傳播權。

　　記者：我們知道，一本雜志的成功，除了編輯人員的專業、敬業之外，還要有一批好的作者隊伍。多年來，《外國文藝》在作者、譯者隊伍建設上做過什么樣的努力？

　　李玉瑤：確實，外國文藝是一個非常大和籠統的文藝范疇，一本雜志的幾個編輯肩負不起這樣的重任。雖然我們也在密切關注文學動向，也發現新作品并組織翻譯，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專家、學者和翻譯家們，有了他們，觀點、建議、選擇標準和至關重要的稿件都有了。正因為此，我們于2009年成立了《外國文藝》編委會。編委會從年齡上由老中青三代構成，有從上世紀70年代就為雜志撰稿的退而不休的老翻譯家，也有高校里各個語種的學科帶頭人；從語種上涵蓋了英、法、日、德、西、俄等各個重要語種；從地域上，編委們主要來自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重點院校。我們的意圖是以這些專家學者們為依托，建立起一個輻射全國的作、譯者網絡。

　　記者：200期之后的《外國文藝》是否可以說是“重新開始”，您作為執行副主編，對今后有何期望呢？

　　李玉瑤：雜志之所以能不間斷地出刊至今，當歸功于讀者不離不棄的關注和需求；歸功于作、譯者長期的支持和奉獻，也關乎編者幾代人的不懈和努力。無論雜志在其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經歷過怎樣的動蕩和嬗變，遭遇過怎樣的困境和挑戰，這份忠實、這份付出、這份執著，始終由這個群體薪火相傳。我既為之而欣幸，更為之而感激。而我們將用實際行動來回報這一切。我們會嚴抓選題，用更具前瞻性、更獨到的眼光去挑選作家作品，策劃更精彩、更具話題性的主題，讓雜志的品質再上層樓。我們會邀請更多優秀的翻譯人才進入到我們的譯者隊伍當中來，將原汁原味的優秀翻譯呈現給讀者。應該看到，隨著信息渠道的多元化、閱讀習慣的改變，尤其是網絡時代的到來，《外國文藝》也面臨與其他純文學刊物相同的市場困境。如何找到真正能解決文學閱讀的方式，如何面對追求形式創新、明星效益等生存之道，確實是極富挑戰的課題。在這里，不妨借用一句魯迅先生的話，“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學習二字權當求索。求索需要理性的思考，亦需要對信念的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