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帶人生》：并非無因，并非無解

　　亞歷山大·馬斯特斯的《倒帶人生》講述的是流浪漢斯圖爾特的真實人生，卻讓人感覺像虛構。我們習慣于區(qū)分正常的、不正常的，健康的、不健康的，斯圖爾特的人生實在是太不正常、太不健康了，絕對異于常人，以至于顯得比虛構還像虛構。

　　斯圖爾特前科累累，具有小偷、人質挾持者、精神病、流浪漢、街頭乞討者等多重身份，沉浸于酒精毒品，憎恨體制，是個反社會的問題人物，但他并不兇殘，而是一個畸零羸弱者。亞歷山大·馬斯特斯是一個代表社會秩序的社工，一個作家，但他并非以救世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斯圖爾特的生活中，相反，他努力與斯圖爾特建立起一種對話關系，他需要斯圖爾特的合作。二者的相遇是因為“冬日之暖”收容所的一個事件。因為被收容者進行毒品交易，“冬日之暖”負責人露絲和約翰被控罪，流浪漢們自發(fā)組織了一個營救露絲和約翰的抗議請愿活動。他們當然有道理：毒品交易既然是連政府都控制不了的事情，憑什么要求收容所百分之百控制呢？作為“冬日之暖”的義工，亞歷山大參與了這次活動。斯圖爾特在活動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讓他看到了自己的價值，感覺到了被尊重；同時，使亞歷山大產生了寫一寫他的愿望。斯圖爾特之所以同意被寫，是為了“告訴人們生活在最底層是什么樣子”，“因為這里面誤解太深了”，他要告訴生活在正常軌道里的人們，“每天都死人！死去的一個個男男女女都是上有爹上有媽的！”他想說的是，他們——被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文明世界的人們無視或視為“非人”的他們——也是人。

　　斯圖爾特的倒帶人生，就是亞歷山大的倒述手法，倒帶就是回溯，這會更有利于反思：是什么把一個乖乖少年變成了現(xiàn)在這個樣子？亞歷山大要打開的第一個結是：斯圖爾特是如何走上街頭，成為流浪漢的？為此，他專門對流浪漢現(xiàn)象進行了研究。他了解到，平均來說，一個人從顛覆他的事件(虐待、破產、婚姻破裂等等)發(fā)展到流浪街頭，一般要花9年的時間。接下來，再發(fā)展到“安之若素”的地步，即安于街頭生活并開始無可挽回地適應街頭生活，只需要四個星期的時間。所以，要把他們從街頭拉回來，必須抓住最初的時間，一旦他們對街頭有了歸屬感，再拉回來就難了。亞歷山大還讓我們了解了英國的收容所以及收容制度，促使我們對收容制度的根源進行反思。

　　亞歷山大需要了解斯圖爾特最初的拐點。可是，斯圖爾特拒絕給出答案，甚至拒絕被解釋。因為，他感覺亞歷山大理解“他們”這種人的路徑是不對的。斯圖爾特說：“你是在‘秩序’中長大的，所以你就靠著‘秩序’來解釋所有的事情。反過來對我而言，任何帶有‘秩序’的東西都是錯的。那根本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亞歷山大是站在一個解釋者的立場上，而不是斯圖爾特的立場上，他不可避免地把斯圖爾特視為“他者”。亞歷山大那些從自身思考出發(fā)的問題，只能讓斯圖爾特抓狂。為什么要自暴自棄？斯圖爾特的回答是“不知道”。

　　亞歷山大在為寫作斯圖爾特傳記而接近他的過程中，數(shù)度感到無可奈何無能為力無法釋然，他不能為斯圖爾特做出辯護或解釋，只能自我安慰：就把他原封不動地釘在書上吧。順著亞歷山大的思路，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雜亂無章的人就該是無解的，有解或試圖有解都是不對的。難道真的有一些人性是天生無解的嗎？不，無解的原因是斯圖爾特沒有把真正的傷害說出來。他之所以不說，是因為無法說，對于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我們”的文明壁壘，他有著足夠的敏感和提防。他反對被解釋，是因為亞歷山大在按照自身的邏輯來解釋他。他受過那么多傷害，但他并不傷感和自憐，他也不需要別人的悲憫和居高臨下的了解。

　　斯圖爾特的哥哥是自殺的，妹妹卻說：我很高興哥哥死得很痛苦。由妹妹的這句話，我們開始了解斯圖爾特所受到的傷害，由此也解開了母親對于他11歲時瘋了似的突然要求去兒童關愛之家、從此變成了小惡魔的疑惑：他遭到了哥哥和臨時保姆的性侵，他要求去關愛之家，就是為了逃脫性侵；可是，在兒童關愛之家，他受到了工作人員更惡劣的性侵。妹妹也遭到了哥哥的性侵，因此變成雙重人格，好在她說了出來，打開了癥結，而斯圖爾特一直說不出來。妹妹還說出一個真相：媽媽之所以對斯圖爾特不離不棄，是因為她知道他受到了什么樣的傷害。可是，媽媽卻對亞歷山大表示對斯圖爾特變壞的不解，情愿解釋為魔鬼附體。她掩耳盜鈴地無視或者不敢直視那些傷害造成的死結。她自欺欺人地以為這樣一切就可以過去，可是，那些傷害已經給斯圖爾特留下了水印。斯圖爾特一直在與魔鬼留下的水印搏斗，搏斗的過程中又留下更多水印。直到有一天，他像一頭公牛一樣瘋狂地拿腦袋撞向對方。他終于發(fā)現(xiàn)，暴力和瘋狂能夠把對方唬住，讓他們對他產生些許敬畏。由此，他從弱小一躍而為強大。為了自衛(wèi)，他長出了獠牙。因為暴力讓他有強大感，他漸漸對暴力上癮了。惡魔住進心里，再也趕不走。

　　斯圖爾特一直對亞歷山大的解釋方法——“總想找一件事，怪在它身上”——不以為然。確實，這是一股合力，體弱遭欺凌，而后又遭性侵，這一切都發(fā)生在一個孩子身上。魔鬼似乎選中了他。命運有一股弄擰了的勁兒裹挾著斯圖爾特，他的人生像多米諾骨牌那樣連環(huán)倒下。他對世界失去了信任，同時亦有著很深的自我厭棄自我憎恨，所謂邊緣性人格障礙。他會突然被痛苦回憶所擊倒，隨便拿起什么就開始自殘。他每天都在努力忘卻，卻是在進行一場打不贏的戰(zhàn)爭。人性的重建是何等艱難！偶有撫慰、潤澤，依然無法把魔鬼的水印去除。他失去了及時施救的最佳時期。他的母親最終選擇了和諧的假象。

　　無論怎樣黑暗的人性，都會有向光性，斯圖爾特自己過著垃圾般的生活，卻希望兒子上商學院。當他在營救露絲和約翰的行動中獲得了尊敬，就感到“受寵若驚”，就希望有一份工作。一旦消除了與中產階級之間的壁壘，他就心懷感恩。為什么還要活著？這對他一直是一個問題。曾經，斯圖爾特自覺剝奪了自己自殺的權利，因為他認為，一個家庭里只能有一個兒子有資格自殺，否則就會給父母帶來太多的痛苦，哥哥已經自殺了，他不能再自殺。他其實并未放棄建立尊嚴與信心的努力，可是，一直沒人聽他說那些對他來說很重要的話，現(xiàn)在，對亞歷山大說完了，他可以走了。不管他的結局是否屬于自殺，生命的了卻都是符合他的愿望的。

　　剝洋蔥的過程總是辣眼的，但我們總算了解了斯圖爾特的雜亂無章是怎樣形成的，我們總算可以確定沒有不可把捉的人性，這樣我們就可以放心了，我們滿心都是擺脫了“無解”之后的輕松，盡管斯圖爾特已經死了。我們是不是很虛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