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愛憎與追求——送別丁寧、江波夫婦

　　進入老年以后，每聽到同齡老人去世的消息已不感到突兀。對老戰友江波同志的離世也有思想準備，他住院多年，想去醫院看看他，是為了見他最后一面，卻每次都被丁寧同志勸阻。我沒有料到的是丁寧竟先江波而去；時隔不久，好像為了履行結伴而行的約定，江波也匆匆地走了。連續接到他們兒女宛柳、西南寄來的訃告，使我一直處于對這對夫妻老戰友的思念之中，同70多年前抗日戰爭中往事的回憶、同兩年來對反腐敗斗爭和從嚴治黨的深入思考交織在一起。

　　丁寧、江波作為優秀的文化人，抗日戰爭時期在山東根據地和后來的華東解放區已為人熟知。丁寧作為孩子劇團的導演，江波作為親歷濟南、魯中、淮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等戰役的隨軍記者，早享有盛名。他們夫妻二人都于新中國成立初期調來北京，江波被分配擔任我軍總政治部肖華主任的秘書，丁寧是從南京市委文藝處長的崗位調到新成立的中國作家協會，擔任辦公室主任和黨組秘書的職務。兩個人做的都是需要嚴守紀律很少公開露面的工作，這是只有任勞任怨的老同志才能勝任的。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連續的大事件中，在文藝界一次次的批判運動中，他們內心熾熱的感受、強烈的愛憎和澎湃的文思，只能通過自己的日記、工作筆記和散文記述流露宣泄出來。

　　我同他們夫妻熟識較晚。作為早期的作協會員，雖然在有些會議上常見到丁寧同志的身影，卻沒有交談過；認識江波同志則是在“文革”以后的1978年。那時江波同志是總政韋國清主任的秘書，我由北京軍區調到總政文化部，由于工作的接觸而同他相識。戰爭年代我同他不在一個地區，他是隨軍記者，我作為經常隨部隊活動的創作人員，情感經歷完全一樣。讀他的戰地日記《一個新聞工作者青春軍旅的記憶》，和新中國成立后的部分日記散文《旅人筆記》，那戰爭年代的生活氣息、同指戰員的情感交流、對英雄戰友的親切敬愛之情，也都是我當年的情感經歷。《在戰友墓碑前》這篇文章里的每一句話，也都是我想說的，都是我的心聲。我們相識較晚，作品的交流使我們很快成為摯友。

　　離休后的日子，江波多在病中，因而與丁寧同志交往更多些。作為經歷過新中國文學界風波的老人，很愿聽她談些當年“運動”的內情。我作為華北的一名軍隊作者，因為心懷敬慕，更關注丁玲冤案的始末。徐光耀同志因丁玲事件而被錯劃蒙冤，是大家都知道的；丁玲同志熱心為話劇《李國瑞》的作者杜烽同志的劇作集撰寫序言、為陳孟君同志創作的抗美援朝小說動筆刪改并推薦出版的事，則少有人知。新中國成立前夕，我作為年輕的劇作者曾被丁玲同志召去，同南京軍區的作者一起討論《勝利渡長江》的劇本創作。新中國成立以后，我的劇本《戰斗里成長》送她過目，她閱后即推薦給《人民文學》發表，并在此后訪蘇期間為該劇的俄譯本作序。至于解放戰爭爆發前我黨在涿鹿進行土改試點期間，丁玲同志對我愛人胡朋的指導和幫助，更是胡朋經常提起的。以上這些，丁寧同志可能不太知道，但她接觸丁玲同志時間更久，理解更深，對于丁玲同志含冤20載而對黨忠貞不渝更為崇敬。在丁寧同志贈送我的《文壇幾多風流人物》中，記述了我國不少前輩作家對文學事業的貢獻和風采。翻閱一過卻不見對丁玲同志的記述，乃打電話詢問，不問則已，一問則引起丁寧同志的悲傷和憤慨，原來記述丁玲同志的一篇在出版前被臨時撤下來，使人想到平反的阻力。好在不久又收到丁寧同志另一本散文集《歲月滄桑》，其中刊載了記述丁玲同志冤案始末的五萬字長文《忠誠與屈辱》。文章最后寫道：“一個偉大的人生，她的變化，她的魅力，就在于由屈辱和偉大、黑暗和光明構成的。丁玲之所以重新獲得光輝的生命，就是她敢于獻出生命跨出黑暗的門檻，甩開了屈辱，屈辱已化為煙云，黑暗轉為光明，那個偉大的生命，更顯其偉大，她已寄存在千千萬萬的記憶里而成為永恒。”這段話表達了眾多文學工作者的心聲。

　　丁寧同志這篇文章中記載的許多事，都是我們大家已經知道的，有些會議也是我曾參加過的，文章中提到的有些同志也是我熟識的或接觸過的，他們的言談、風采，在不同場合的表現，至今仍留有印象。許多同志深思熟慮的發言使我受益，一些同志言不由衷的表態也能使我理解，這些都已成為歷史，而過去不太在意的，今天卻覺得特別可貴。譬如對崇高信仰的執著，對勞動人民的情感，同志之間的真誠，對受欺辱者的關懷，為正義事業勇于犧牲等。在同丁寧、江波同志的接觸中，與他們二人交談和讀他們的文章中，使我感到親切，受到鼓舞。人不在了，作品在，人的風采在，他們并沒有離去，兩位好作家將永遠被人們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