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視野下的中國文學

　　兩千多年前，絲綢之路上的陣陣馬蹄聲開啟了中國同周邊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往來。在今天的世界版圖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正從容鋪展，“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連接起“中國夢”與“世界夢”，賦予古絲綢之路新的內涵。以此為節點，許多問題被放置在新的視野下去考量、闡釋，中國文學也自然如此。由“一帶一路”這一戰略構想帶來的種種深刻變化將在文學作品里得到呈現，謀求超越的當代文學或許能從中得到激發并尋找到豐富的可能性。

　　5月31日，由中國作協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文藝報社、中國現代文學館聯合主辦的第二次“青年批評家論壇”在京舉行，與會者圍繞“‘一帶一路’視野下的中國文學”展開討論。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主持，作家、評論家邱華棟、李少君、徐兆壽、李云雷、張定浩、黃德海、劉大先、劉濤、王敏、祝勇、崔曼莉、岳雯等各抒己見，梁鴻鷹、何向陽、計文君與會。

　　看世界和看自我的眼光需要調整

　　“一帶一路”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方方面面，彰顯了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它為文化發展提供了新的維度，也賦予中國文學巨大的選擇和言說空間。在這一戰略影響下，人們看待世界和自我的眼光將發生改變，其中很重要的一點便是重新認識中國——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未來的方向在哪里？

　　“中國在現代性展開的過程中，始終存在如何認識自我的問題，‘我是誰’涉及朝哪個方向走下去的問題”，李敬澤談到，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重新認識中國和世界依然是個大問題，“一帶一路”的提出意味著中國人看世界和看自我的眼光都需要調整。人們需要重新認識許多復雜問題，具體到文化層面，既要對中國文化的豐富性、多樣性有充分認識，也需要對周邊國家文化進行新的判斷。我們的觀察視角正逐漸從邊緣向中心調整，這體現了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而在此過程中這個民族所經歷的一切，在文學中還缺乏反映和表現。因此他認為，“一帶一路”給文學提供了新的視野和可能性，知識分子應該面對現代性進程中的真問題，并敢于去探討這些真問題。

　　祝勇認為，“一帶一路”提醒人們用一種世界眼光看待中國的歷史、當下和未來，在一個大坐標系里標記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和歷史。這一視野下的中國文學也可以說是世界視野下的中國文學，需要換一種眼光看待自身、建構文化、重塑文學。未來無論在題材還是寫法上，中國文學都會遇到新的挑戰，歷史題材和現實題材寫作都要在更廣闊的視野和縱深里表達和呈現。

　　“一帶一路”的提出是一種自我定位的調整，劉濤說，它標識著我們正重新確定中國在亞洲和世界的位置，文學需要重新思考中西關系、古今關系以及中國東部與西部的關系、海洋與陸地的關系。他說，當年先鋒文學特別青睞西藏題材，此后一些網絡作家也喜歡以西部為背景講故事，但這些作品對西部的認知其實相對表面，文學應該更深入地思考。

　　李云雷說，“一帶一路”引導大家重新面對歷史和當下、自我與世界，一方面我們要回頭審視傳統記憶，另一方面要在世界視野中思考和書寫。文學應該把這個過程里中國人的復雜情感體驗表達出來，在作品里建構、預測屬于中國的新的未來。“如何理解中國，如何理解世界，如何理解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追尋現代性的路途實際上是自我主體意識逐漸覺醒的過程，劉大先談到，“一帶一路”包含著重新樹立中國主體性的問題，涉及重新認識中國與亞非歐國家建立新的關系、文化觀察視角轉移的問題，與此同時，也要警惕對西部文學的刻板印象，如此才能建立起對未來的共同想象和期待。

　　文學將從中獲得新的創造力

　　“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蘊涵著中國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許多作家、評論家在討論中都談到了這一點，他們認為，隨著這一戰略的不斷推進，中國文學將從中獲得新的創造力。岳雯認為，“一帶一路”為文學提供了新鮮的內容來源，或許會出現許多寫西部題材的優秀作品，這與一個時代人們的興趣點是有關系的。“一帶一路”在日后可能會使中國和世界發生深刻變化，而這會給中國文學帶來更多能煥發活力的、新的、根本性的東西。文學應該從書寫日常行為中洞察這些正在發生的變化，并挖掘表面之下的深層動因。

　　一直醞釀寫一部相關題材小說的邱華棟翻閱了很多史料，他覺得，作家在面對歷史材料時要插上想象的翅膀，才能賦予歷史豐富的細節。在這一點上，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及其小說《波德里諾》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作家在小說里對世界的想象令讀者震驚卻又充滿趣味。他說，歷史在這片地域上留下那么多材料和故事，留給作家無限的想象和創作空間，作家寫“一帶一路”題材時可以充分發揮想象力。

　　李少君談到，作家可以把“一帶一路”包括“兩廊一橋”都納入視野，變成寫作對象。題材的改變會引起寫作技術上的改變，比如寫邊疆、寫西域就存在怎樣寫才好的問題。他覺得，作家應該以平等的、融入的態度去書寫，才能寫出生活在那里的人的精神，寫出真正美好的文學作品。

　　來自蘭州的徐兆壽說，西部地區文化的豐富性、多樣性尚未得到有效開掘，那里封存著中國文學古老的記憶和中國文化的血氣。從某種意義上說，西部之于中國有些類似中國之于世界文化的意義。“一帶一路”是一個新的支點，將撬起人們對西部文化、對中國文化新的思考路徑——怎樣激活中國文學，并由此打開新的空間。

　　作家、批評家要承擔新的責任和使命

　　“一帶一路”戰略自提出以來，各國間將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系，文化、文學的對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就像張定浩所說，“一帶一路”建立的不單純是地理上的聯系，而是更內在、更深層的聯系，它就像拍照時的取景框，范圍不同所獲得的風景自然不同。既身處其中又從外部審視，才能使文化交流獲得新的意義。

　　王敏認為，文學的交流在這一戰略下具有深遠意義，怎樣以溫和的方式講述自己的故事，并使得傳播和交流“落地”是值得思考的。人才的培養非常重要，知己知彼才能實現有效交流。她還以日本文化為例談到，文化傳播需要對受眾進行研究細分，明確不同群體的文化需求，這樣彼此的對話才能更加務實、有效。

　　黃德海覺得，“一帶一路”體現了一個國家的志向，文學也該有這樣的志向。他說，“人們一說起當代文學，就抱怨它既比不上古代，又比不上西方，實際真是這樣嗎？能不能建立起一種新的對文學的看法，一種新的寫作觀念？”他覺得，批評家有責任推動建立新的、合理的、科學的文學觀念，或許伴隨著這一志向的實現，文學也能獲得新的發展。

　　“在中國，作家不單純作為文化個體存在，他身上總是負擔著國家民族的命運等許多內容。”崔曼莉說，歷史上許多作家是書法家、畫家，也是政治家、經濟學家，他們關注并影響著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今天社會分工的細化似乎把人推到了越來越小的領域里，但作家和批評家還是要不斷開拓自己的視野，對世界保持好奇心，寫出好的小說和批評文章，引導更多人去思考今天該如何看待、表達中國、世界與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