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瀆神、薩拉馬戈

中葡文版《大象旅行記》

　　上世紀70年代“康乃馨”革命后，葡萄牙放棄了非洲殖民地，開始了去殖民化進程。漫長的文學史中，40年的時光不過滄海一粟，但不少當代葡萄牙文學作品中，非洲的記憶仍然鮮活，非洲象因此也占有一席之地，構成了重要的文學象征。比如在當代作家安東尼奧·洛博·安圖內斯的首部長篇小說《大象回憶錄》中，大象便成為了敘述者記憶中的非洲生活的代稱。葡語中“大象的記性”意味著非凡的記憶力，因此，當作家將這一俗語轉化為題目，影射殖民戰爭對參與者的長久影響的意圖不言而喻。當代葡萄牙最有影響的女性作家莉迪亞·若熱在其代表作《細語海岸》中聚焦了在非洲的葡國軍官妻子的生活，其中也不乏大象的意象。然而，葡萄牙作家、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若澤·薩拉馬戈在2008年出版的小說《大象旅行記》卻與眾不同，主角是一頭來自印度的亞洲象，因為作者的目標不在非洲，而是選取了葡萄牙歷史上的另一重要時段作為故事背景：地理大發現。

　　這部小說是大象所羅門的旅行記，同時也是關于人生的譬喻。書中的大象從里斯本出發，途徑巴亞多利德，最終抵達維也納，這是一次真實的旅行，歷史上確有記載，但只提及于公元1550年至1552年間發生，除此之外的史料寥寥無幾，因此，可以說書中的跌宕起伏都是薩拉馬戈的小說家言。所羅門跋山涉水征程萬里，一路上在旁觀者眼里多次展現奇跡，但作者并沒有安排小說在所羅門圓滿到達目的地并救下小女孩的高潮處結束，而是又簡短地介紹它在不到兩年后即去世，接著又遭到剝皮和割掌的待遇。題記中說“我們總是到達等待我們的地方”，很自然，這是在強調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規律。該書是薩拉馬戈的倒數第二部著作，在寫作過程中他曾因病住院停筆三個月，一度以為自己將無法完成，可見薩氏在書中有如此的關注重點實屬尋常。

　　然而，如果就此把該書純粹當做人生沒有回頭路的心靈雞湯，那無疑是對被哈羅德·布魯姆稱為“永遠會在西方經典中有一席之地”的薩拉馬戈的極大誤解，因為他不僅給讀者描繪了沿途的風土人情，更重要的是通過非凡的想象力和深刻的諷刺提供了對社會多個領域批判的角度。作為無神論者，薩拉馬戈在作品中一向不遺余力地批判對葡萄牙人生活舉足輕重的天主教會，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耶穌基督福音》，由于嚴重“瀆神”，在天主教群體的抗議下，此書在葡萄牙國內遭禁，薩拉馬戈盛怒之下移居妻子的故鄉西班牙加那利群島，再不肯返回祖國。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該隱》是對《圣經》的戲仿作品，同樣涉嫌“瀆神”。盡管與上面兩部作品相比，《大象旅行記》的主題并不與“神”直接相關，但本書的嘲諷力度毫不遜色，從用普通水想要給大象驅邪、要它在教堂前下跪以人造奇跡的教士，到迷信大象皮毛可以治病驅邪的普通民眾，都成為天主教荒唐的注腳。農夫們因為誤解得出結論：上帝是一頭大象，最后被證明并不比天主教義更為荒謬。但薩拉馬戈身上可貴的一點是，他并不因為了解人性的黑暗面而憤世嫉俗，批判的文字不會給人硝煙感，而是諷刺中帶著憐憫，幽默中帶著溫情。就像象夫在被問到是不是基督徒時的回答是“差不多吧”，這與葡萄牙另一位著名的反宗教作家阿爾比諾·佛爾加斯·桑帕約在《冷嘲熱諷集》中的回答形成了鮮明對比：“我用我仇恨中的所有力氣恨著上帝”。從另一個角度看，因為薩拉馬戈的著力點主要是在天主教上，所以他對印度教的討論只能算是淺嘗輒止，并沒有對兩者的教義進行深層次的對比，當然這也并不是《大象旅行記》一書的主題。

　　對于另一個掌握權力的階層即王室貴族，該書沿用了《修道院紀事》使用過的非神秘化技巧，通過聚焦國王、王后、大公等人的私密生活來粉碎他們高人一等的印象：若昂三世無法流利閱讀拉丁文信件，堂娜卡塔麗娜對參政的過分熱情……這樣的小細節在書中不勝枚舉。最近網上熱炒的意大利藝術克里斯蒂娜·古格里的作品瞄準各國元首和宗教領域如廁時的景象，想法與薩拉馬戈異曲同工，而這些圖片的火熱傳播證明，即便到了現代，民眾依然沒有達到平視政治人物的程度，所以我們才需要薩拉馬戈這樣不斷的提醒。

　　在薩拉馬戈的不少作品中，姓名都可有可無乃至棄之不用，如《失明癥漫記》及《所有的名字》，但在《大象旅行記》中，大象和象夫的姓名更迭與權力這一主題息息相關。葡萄牙國王不習慣象夫名字的發音，抱怨說改成葡語中的常見名若阿金就好，但最后并未付諸實施；書中最有權力的馬克西米利安大公也面臨不熟悉異域名字的類似情況，但他一聲令下就把大象和象夫的名字都改了，而這對無權的伴侶只能接受與過往割裂的命運。權力的專橫與荒誕在書中還有不少表現形式，比如葡奧兩國在交接大象中無謂的斗智斗勇，只重形式而不重實際需求的隊列安排等，但由于命名過程具有從宗教(亞當是伊甸園中所有生物的命名者)到結構主義和后殖民主義豐富的延展解讀空間，無疑是其中最突出的層面。

　　最近二三十年西方學界的研究進展，如珍妮特·阿布-盧格和威廉·麥克尼爾提出歐洲建立霸權之前就已經存在全球體系/網絡，安德烈·貢德·弗蘭克和彭幕蘭對東方在全球史中重要性的強調，都對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核心、半邊緣、邊緣”的世界體系和西方中心論提出了挑戰。對葡萄牙來說，直接影響就是地理大發現先驅身份的重要性遭到淡化。由于數百年間海上擴張一直被當做葡萄牙國史中最引以為傲的章節，因此如何應對就成為關系到國民性的重大挑戰。作為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之后才開始主要創作生涯的作家，薩拉馬戈一直在不懈思考民主化后的祖國應當如何重構歷史。如果說在《里斯本圍城史》中，作者是通過編輯雷蒙多這個角色表現歷史闡釋的多重性(他在歷史書中外國十字軍戰士幫助葡萄牙人從阿拉伯人手中奪下里斯本這一記述前面加上“沒有”，之后仍然設法讓葡軍獲勝)；在《大象旅行記》里，薩拉馬戈則是通過各種年代錯亂的評論和對比混淆歷史和現實的界限。也許只有這樣，才是解決葡萄牙人永恒“薩烏達德”(Saudade，意為對回到過去的不可能的懷念)的惟一良方。

　　這種對國家歷史和文化的極度關注，造成一個后果：薩拉馬戈在獲得諾獎之前，雖然在葡語國家閱讀界中擁有眾多擁躉，但國外讀者群體并不龐大。雖然在寫作生涯后期，隨著他移居西班牙，越來越被看做是伊比利亞主義的化身，但他仍然認為，自己從內心深處依舊是個葡萄牙人。從某種程度上說，薩拉馬戈也可以說自己和費爾南多·佩索阿的半異名貝爾納多·索阿雷斯一樣，“葡萄牙才是我的祖國”。索阿雷斯自稱自己是讀到安東尼奧·維埃拉神甫的布道才有感而發寫出這句，而他引用的片段正好是在講述所羅門王宮殿的建造。《大象旅行記》中的動物主角也叫所羅門，這大概就是薩拉馬戈向葡語文學先輩有意為之的致敬。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后現代主義打破精英與大眾文學分野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作家為了吸引更多的國外讀者而追求消除國別閱讀障礙。在這種文化圖景下細讀薩拉馬戈的作品，其追求國家身份認同的特點更為清楚地投射出來。我們應該更珍惜薩拉馬戈，這位用深刻的反思與永遠的不合時宜攪擾一切時代的文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