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古代文論的理論資源

　　杜書瀛的新著《從“詩文評”到“文藝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對文學理論學科的古今源流進行了翔實考辨，梳理了中國文論從古代形態的“詩文評”對現代形態的“文藝學”的發展、蛻變歷程。日前，程正民、蒲震元、黨圣元、王一川、李春青、金元浦、袁濟喜、金惠敏等20多位專家學者圍繞該著展開了交流與研討。

　　大家認為該著視野開闊，追求理論創新，以通觀古今流變與中外匯通的歷史眼光，對古代“詩文評”到現代“文藝學”的轉型進行了一次可貴的理論探索，并緊扣中華民族傳統審美心理結構對以“詩文評”為核心的古代文論和美學思想進行了新的系統論析，不但避免了“硬套西方概念”和“以西釋中”的種種弊病，表現了一定的理論自覺，而且觀點新穎、資料翔實、論析周密，對進一步開拓學術研究視野具有啟迪意義。還有專家認為該著從中國古人與西方的思維方式、“詩文評”與西方文藝理論與文學批評的比較立論，不僅有自己的獨特感受與體驗，還突顯了較高的理論品位。

　　與會者肯定杜書瀛“其人其書其學”，凸顯“才、膽、識、力”。與會者高度概括了杜書瀛的為人與治學品格，認為其人溫厚樸實、提攜后學，其書彰顯學術氣象，其學則始終堅持“文學審美本質”并融貫各家。

　　大家談到該著確立了兩種“模態范式”，為學界豎立起標桿。杜書瀛不僅對這種“范式”的轉化與蛻變有深入系統地爬梳與研究，還體現了其文論研究上“外在視野”和“內在視野”的融合。該著不僅在比較中確立了“詩文評”和“文藝學”兩大“范式模態”，更在以“史”帶“論”基礎上對從“詩文評”到“文藝學”衍變發展的邏輯線索進行了深入總結，為文學理論界豎立了標桿。

　　與會學者們還就該著提出了許多不同的學術意見，并加以了研討與爭鳴。這其中，分歧爭辯的焦點尤為集中地落實到“形態”與“對接”兩個關鍵問題上：一是“詩文評”究竟能否概括全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二是中國現代“文藝學”究竟是否從古代“詩文評”的邏輯轉化中線性發展而來？

　　觀點之一：“詩文評”屬“集部”的尾部，僅是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形態”之一，并不能覆蓋或代表全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但從主流上看，大致呈現為“詩文評”線索，這需要在理論形態和作品分析中對其內涵外延作進一步申說。現代“文藝學”是“西化”的過程，與古人的思維方式存在較大區別，并且“詩文評”只是出現在魏晉之后，之前并沒有，此外，在中國古代諸多的“史論”與“經學”中也存在大量文學理論思想，卻并不叫“詩文評”。有學者指出“詩文評”僅劃歸在中國古代“經史子集”的“集部”中，并位于“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5大類的第4位，是專門收錄“文學理論和批評”方面的書籍。然而，在“子部”、“史部”和“經部”中，諸如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也蘊含著大量而豐富的文學理論思想，卻并不屬于“詩文評”。有學者則認為盡管“詩文評”并不能代表全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但從主流看，中國古代詩學文論還是大致呈現為“詩文評”線索，據此，我們仍可以將“詩文評”視為中國古代文藝學的主流形態，只不過需要在理論形態和作品分析上作一些補充說明。

　　觀點之二：用“詩文評”取代“文藝學”究竟有無必要？從“詩文評”到“文藝學”還存在以“小”接“大”的問題。因為“詩文評”和“文藝學”代表的是不同時代不同階段的理論產物，且“詩文評”并非古代文藝學形態的惟一樣式，而只是其中一個形態。問題的根本癥結在于：一是能不能用古代“詩文評”取代今天的“文藝學”，一旦取代，我們又當如何面對五四以后引進的一些西方文藝理論概念？二是古代“詩文評”與現代“文藝學”的對接，似乎有以“小”接“大”的感覺。

　　觀點之三：現代“文藝學”是“舊范式”的摧毀與“新范式”的建立，是“斷裂”后的“新生”，與“詩文評”并無直接關聯，但積極吸納了中國古代文論的話語資源。有學者認為中國現代“文藝學”學科是新的話語范式的新建，它是特定學術語境中被建構起來的學科產物，實則與中國古典“詩文評”并無直接關聯，只不過現代形態的“文藝學”知識積極吸納了含“詩文評”在內的中國古代文論話語資源，并在充實和豐富中進一步完善發展了自己的學科話語體系。現代形態的“文藝學”是被建構起來的學科話語體系，這其中尤其包含馬列文論的話語知識，這些也都是當下文學理論的一大重要組成部分。還有專家認為從“詩文評”到“文藝學”是一個“文化選擇”的過程，是“斷裂”后的“新生”，尤其是現代形態的“文藝學”，不僅繼承吸納了中國古代的文論傳統，還在全球化的跨文化交流對話中，廣泛吸納了其他學科的理論資源，并積極面向現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