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文體的單一與主體性的黃昏

　　文學批評的文體與文學批評的內容是一體兩面，不可分離，從來就沒有缺乏內容的形式，也沒有缺乏形式的內容。借鑒古代文化史的概念，道器之辨，與文學批評的內容和形式關系庶幾近之。趙翼論詩云：“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不僅是指文學表達的內容創新，也是指文學表達的形式創新。文學批評文體成為一種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新世紀以來文學批評實踐的必然結果。具體來說，是文學批評學院化的必然歸宿。

　　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可謂文備眾體，舉凡題要、論文、隨筆、點評、選本、詩話、詩論、書牘等，形式不一而足，生動活潑，體現出一種自由性言說的詩性表達。近代歷史雖然短暫，也有梁啟超獨卓的文學批評文體橫空出世，其特色在于不拘一格的體裁、雄辯滔滔的語言、筆鋒常帶情感的內涵，影響了千千萬萬的讀者。進入現代歷史之后，文學史上的批評文體更是具備多樣性的特征。如魯迅的匕首投槍式的雜文體，周作人的美文體、書抄公體，章太炎的邏輯體，胡適的思辨而樸實的文體，梁實秋的士子體或稱教授體，胡風的主觀戰斗精神，李健吾的“靈魂在杰作中的奇遇”——印象鑒賞式的批評文體等等，爭奇斗艷。以小說創作名世的沈從文，寫起文學批評來，常常如禪宗的當頭棒喝，直指批評對象，如其已經成為經典句式的論文開篇論斷：“從‘五四’以來，以清淡樸訥文字，原始的單純，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時代一些人的文學趣味，直到現在還有不可動搖的勢力，且儼然成一特殊風格的提倡者與擁護者，是周作人先生”；“以清明的眼，對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為愛欲所眩目，不為污穢所惡心，同時，也不為塵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厭煩而有所逃遁；永遠是那么看，那么透明的看，細小處，幽僻處，在詩人的眼中，皆閃耀一種光明。作品上，以一個‘老成懂事’的風度為人所注意，是聞一多先生的《死水》”；“使詩的風度，顯著平湖的微波那種小小的皺紋，然而卻因這微皺，更見出寂靜，是朱湘的詩歌”。從中不難看出沈從文對于批評對象的整體性把握與發自內心的批評自信。

　　1980年代的文學批評文體，也曾經宛如陌上花開，繁盛一時。我將此歸因于其時是一個主體性高揚的時代。作為與文學創作相伴前行的文學批評，亦莫不如是。心靈是否自由，想象是否豐富，審美形式是否多樣，批評是否“及物”有效，是衡量一個時代文學批評成就高下的根本依據。20世紀80年代之所以在許多文學史家眼中成為一個“形容詞”，原因正在于其時文學表達的自由性與多樣性，那是一個激情四溢的時代，是主體性的精神性的大寫的 “人”凸顯的時代。

　　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一批敏銳的學人立即感受到了主體性的黃昏已經悄然降下帷幕。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學》發表王曉明等學者的《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一文。對市場經濟呼嘯而來的浪潮沖擊下的人文精神的退縮與沉淪表達出深長的擔憂，王曉明認為：“文學的危機已經非常明顯，文學雜志紛紛轉向，新作品的質量普遍下降，有鑒賞力的讀者日益減少，作家和批評家當中發現自己選錯行當，于是踴躍‘下海’的人倒越來越多。”《讀書》雜志隨后刊發了系列討論稿，選取其時風行天下的諸多文化事象展開討論，認為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況普遍不良：主體性人格萎縮、批判性精神消減、藝術作品粗制濫造、生活情趣日益粗鄙、思維方式簡單機械、文藝創作想象力匱乏，等等。但這種直指時代錮疾的批評并沒有堅持多久，就連同作為批評對象的人文精神的潰敗一起，迅速被時代風雨裹挾而去，潮打空城寂寞回。批評文體中的人文主體性讓位于市場利益的主體性，表現出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異化”特征。文藝批評中出現了紅包批評、人情批評等諸多亂象。

　　近年來“重寫文學史”的呼聲不斷，持續高漲，我覺得最根本性的問題還是在于文學批評的活力不足，文學批評的主體性缺席是根本原因。從“廣場”退回到“書齋”，文學批評家在“崗位”上孜孜經營“自己的園地”，偶爾從“象牙塔”的閣樓小窗往外看，十字街頭，輿論“公知”粉墨登場，“大V”變幻大王旗。沒有了時代風雨，沒有了悲歡與共的生命體驗，沒有了超越和突破時代限制的批評主體性，文學批評的意義何在？

　　文學批評成為了一門“手藝活”，在“行業自律”和“學術規范”中作繭自縛。當前文學批評文體的學院化、體制化成為束縛文體自由的最大問題。少見赤子之心，多有匠氣、學究氣；少有“片面的深刻”多見“貌似客觀的中庸”；過于講求規范，從而失去生機；在自我設定的邊界中追求收斂鋒芒的四平八穩和面目可疑的“學術性”。

　　在主體性沉淪的黃昏，在過于物質化的時代中文學批評缺乏對“人心”的關注；技術主義甚囂塵上，批評文體成為純粹的技術操練，主體性精神退縮；在數據表格、項目考評、資金管理、過程審核的制約下，文學批評期刊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時代、體制規約著主體性的發揮。在朱蘇進改編的電視連續劇《三國》中，經典著作中臨死之前“分香囑妓”的曹操，說出了海涅詩歌《還鄉曲》中的名句——“死亡并不可怕，死是涼爽的夏夜，正可供人無憂地安眠。”將主體性突破時代限制的夢想寄托在遙遠時代的歷史人物身上，這不能不說是當下詩性缺失、主體性沉淪的時代癥候。

　　馬克思說過：“你們贊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我是一個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卻命令我用嚴肅的筆調。我是一個豪放不羈的人，可是法律卻指定我用謙遜的風格。一片灰色就是這種自由所許可的惟一色彩。”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既然文學創作中的文體實驗和探索備受稱贊，為什么文學批評文體的突破和創新，就不應該得到應有的尊敬和重視呢？在此意義上，近年來一些文學批評家的文學批評文體值得格外關注和尊重——是一片灰色中的綠色生機。

　　有人開玩笑說，目前只有一種批評文體，那就是“C刊文體”。背負考核、評級、項目、評獎重負的學人們，在規范化的崎嶇山道上踽踽前行。打破文學批評文體單一化的路徑何在？我們可以從地域性表達中尋找出路；可以從歷史性表達中尋找出路；可以從對話、獨語、宣講、批判等文體表達中，寄托我們的閱讀同情與主體批判，最終實現和完成“六經注我”式的自由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