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個人與社會進步

　　在今天的語境中來重讀路遙，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我們應該選擇何種方式？誠然，作為一個樸實的讀者，我們完全可以把自己放入到路遙的故事中去，感受高加林和孫少平們的喜怒哀樂，但這顯然不是一種具有“生產性”的閱讀方式。路遙并非一個以“故事”取勝的作家，任何一個稍微專業一點的讀者可能都必須承認，《平凡的世界》中的故事并非那么具有吸引力，而且有重復、拖沓之嫌疑，把我們裹挾進強烈的閱讀甚至一再重讀的欲望的，恰好不是這些故事，而是路遙小說展示的廣闊的社會風景和歷史內容，以及無處不在的“敘事人”對社會歷史的態度、情感、議論，這些拓寬了小說的面向和容量。尤其可貴的是，路遙毫不掩飾通過文學去把握全部歷史和社會的野心和抱負，并把這些可能稍顯觀念化的東西落實于小說中的故事和人物，通過文學完成了一種社會的規劃和想象。這一切，可能正是我們今天重讀路遙的起點。

　　《平凡的世界》可以視作是對《人生》的“超越”和“克服”。我的意思是，在《人生》里面，高加林不過是一個樸素的個人，他試圖通過個人的歷險來改變自己的人生。但是路遙立即意識到了這種“個人”的局限性，一次新的社會互動的完成，不能僅僅寄希望于孤獨的個體和個人主義，更需要有一個新的“社會進程”。也就是說，個人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把個體納入到整個社會的互動過程中去，才能獲得進步。在1980年代，這一社會過程就是“改革”。《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改革的大書，《人生》的空間僅僅集中于“城鄉交叉地帶”，而《平凡的世界》的空間則拓寬到了市、省乃至全國，一個村莊的改革與一個國家的改革，甚至是與人類的自我革新聯系到一起，而個人的實現和完成也被置于巨大的社會關系網絡里面。路遙的這種觀念在1980年代帶有某種抗辯的性質。事實是，在198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已經出現了巨大的分化，在“新潮文學”的敘述中，個人的完成是通過與社會進程完全脫離的形式成就的。比如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18歲少年遺忘了自己的“歷史起源”，從一個嶄新的時刻開始去創造個人的歷史，最后，他在嘲笑和愚弄中意識到現實的規則，重又回到起點。在殘雪的《山上的小屋》中，個人的完成以更加極端的形式呈現出來，所有的他者和歷史都被認為是對個體的戕害，徹底回到個人本位的潛意識，拒絕一切外在的事物，成為殘雪救贖自己的方式。這些敘述遵循的是一種現代主義文學的敘事邏輯，它的一個基本的敘事模式是：個人——社會——個人。也就是個人進入社會，但是并不與社會發生互動，而是一種觀光式的旅行，最后又回到個人上來。與此完全不同的是，路遙的敘事是“個人——社會——社會”，后一個“社會”是對前一個“社會”的推進，個人最終不是回到個人，而是抵達一個更好更善的社會。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路遙與柳青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寫作傳統之間的繼承關系。實際上，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視作為“改革時代”的“創業史”，不過在柳青那里，更好更善的社會即是正在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在路遙這里，因為“文革”的失敗，這種實踐已經成為歷史。在此我們可以發現路遙非常曖昧的態度，毫無疑問，《平凡的世界》的起點即是《創業史》的終點，路遙在作品中也一再強調“左傾”政治運動對于農村發展的阻礙和反作用，但是，路遙卻對“革命”所遺留下來的人事保持了應有的尊敬和同情。他沒有簡單地去否定過去的歷史，歷史在路遙這里不是“落水狗”，而是一個與個體的命運犬牙交錯的結構。這也許正是路遙在今天還能激發我們的閱讀和想象激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