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應回到平常心態(tài)

　　這是一個老話題，諾貝爾文學獎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中國作家關注的焦點(盡管兩年前中國本土作家莫言獲得諾獎)，以至釀成濃重的“諾貝爾情結”令人困惑。除了大眾傳媒中的文化英雄訴求外，深層原因還應考慮在現(xiàn)代思想文化史的脈絡之中，在這一希求得到西方話語質量認證的敘事邏輯中，“取消主義”和“完美主義”是前后兩個互相矛盾的要素。前者先是取消文學書寫中的個人性價值將其附著在“我們”、“民族”等非文學的概念上，一旦落選“完美主義”即成為維護民族自尊心的一種文化拒絕姿態(tài)。這里顯然存在著兩個不能媾約的“他者”和“我者”的評判標準。在“他者”眼里，文學是從個人出發(fā)又以個人為旨歸的，而“我者”則是從個人出發(fā)以民族為旨歸來訴求作家的。對中國作家而言，文學書寫所揭橥的不單是個人之痛，它首先也主要是民族之痛。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就曾對這種正反題置換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情結”表示不能理解，他注意到“他們執(zhí)著地希望回歸到自己的民族環(huán)境之中，他們反復提到自己國家的名稱，注意到‘我們’這一集合詞：我們應該做些什么，我們應該怎樣做，我們不應該做些什么，我們如何能夠比這個民族或那個民族做得更好。他們把問題提到‘人民’的高度”。最后他善意地開玩笑說“這不是美國知識分子討論‘美國’的方式”。我們知道，當魯迅把“阿Q”當做民族寓言去寫時，他也許發(fā)現(xiàn)自己陷入的是與主人公相類似的思想困境。魯迅試圖通過對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虛構出另一個比阿Q時代更理想的社會，然而直到他去世，那個“敘事”仍向他關閉著，在另一個第三世界作家奧斯曼尼筆下，《匯票》中的主人公因沒有身份證無法兌現(xiàn)從巴黎(西方語境)匯來的支票。他出生于民族獨立之前，沒有有效的證明文件，而那張不能兌現(xiàn)的支票卻由于新的信譽支付和債務積累開始貶值。作品戲劇性的結局是，大量石油資源的發(fā)現(xiàn)不僅未能拯救這個國家，反而將它拖入新一輪的外債當中。艾特略兩部著作《諷刺的力量》和《烏托邦的形成》今天如尚有“重讀”的意義，我想主要在于他把諷刺和烏托邦這兩個本無緣分的概念放到了同一語境中。這個語境不言的深意是：所有諷刺中均帶有烏托邦的內含；所有烏托邦無論貌似完整或支離破碎，都無不在諷刺的文化設計之中。

　　“諾貝爾情結”的歷史本文所體現(xiàn)的就是這種虛幻性。據說某個時候錢鍾書、沈從文和老舍曾獲諾貝爾獎提名；又據說某個時候某位詩人鑒于政治性的前提條件，拒絕了該委員會的提名動議。這些層次不低的傳聞，在當時曾引起過不小的震動。但無論是不以為然還是空歡喜一場，都反映出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希望出點什么事的隱私心理，哪怕只是鬧出些很虛幻的事件來。所以，很多人寧肯待在兩頭落空的存在狀態(tài)中，也不想讓心態(tài)回復到日常和個人的經驗中去。其實，許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多是在“沒有想到”的驚訝心情中走上瑞典皇家文學院的領獎臺的。俄國詩人布羅茨基在移居美國之前，只是個沒有固定職業(yè)的流浪漢，多次遭流放，因此他對作家的警戒是“無論作家或是讀者，他的首要任務是掌握那屬于他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接受從外部強加于他或為他規(guī)劃的生活，不管這生活的外形如何高尚”。 大江健三郎作為諾貝爾獎得主，是在照料兒子的普通瑣碎的生活中從事寫作的。大江健三郎獲獎后，卻拒絕了日本政府按慣例授給他的文化勛章，他堅持這種平民情趣和立場的理由是，不想像寅次郎那樣穿上不合體的禮服。赫內原是柏林一所學院的教師，過的是典型的知識分子的書齋生活，借用布羅茨基的話說，“書本是他真實和惟一的現(xiàn)實”，也就是說，這些作家雖在虛構的世界里寫作，然而卻生活在一種平易尋常的狀態(tài)中。

　　顯然，正因“諾貝爾情結”整個敘事邏輯中有兩個互相抵消的矛盾要素，就使得它存在的整個根據是虛幻的。取消主義為維護部族的集體自戀感而取消了文學書寫的個人性必要前提；完美主義則完全不把部族的實際處境考慮在內，這樣就導致“諾貝爾情結”在應然與實然兩頭的懸空。我想改變這種狀況的有效辦法無非是，規(guī)勸中國境內外的作家回復到平常心態(tài)來，首先意識到你就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文學書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