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學如何彰顯多元性優勢——“中國南方少數民族文學首屆陵水論壇”綜述

　　“我們因共同保有對中華多民族文學生態的一份熱愛相聚在一起，這是一個值得記憶與體味的時刻。這個時刻帶給每個人的感受與遐想，都將延展為中國多民族文學長河的一脈清流，流向更深、更遠的海洋中去。”在近日于海南陵水縣舉行的“中國南方少數民族文學首屆陵水論壇”上，與會作家評論家對民族文學的發展給予了美好的祝愿。此次會議由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和海南省文聯、作協主辦，民族文學雜志社、中共陵水縣委宣傳部協辦。與會者圍繞南方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現狀及發展趨勢、全球化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海南黎族文學研究、少數民族新生代作家創作透視等話題展開了研討。

　　雜花生樹的南方民族文學

　　此次會議聚焦于南方少數民族的發展。廣西作協名譽主席馮藝說，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文學的快速發展有目共睹。但客觀地看，少數民族文學的整體水平和漢族文學相比仍有一定的距離，而在少數民族文學這個大家庭里，南方民族雖數量超過40個，但整體影響力與一些文學發達的北方民族相比仍存在一些差距。國家對少數民族文學一直在大力扶持，但民族文學的真正繁榮還要靠作家自身的努力，同時也要靠批評家的發現。

　　《南方文壇》主編張燕玲對近幾年廣西文壇創作較為活躍的少數民族青年作家進行了盤點，如壯族的李約熱、黃土路、阿耒、陶麗群、潘小樓、王勇英、梁志玲、蒙飛，瑤族的光盤、紅日、紀塵、馮昱、林虹，侗族楊仕芳等。廣西青年民族文學雜花生樹的多樣化書寫，既呈現了當代民間社會是如何在大時代中蛻變消融，又流溢出濃郁的民族韻味和民間文化的氣息，初步建立了帶有普適色彩的美學風格。他們以小說、詩歌、散文創作體現少數民族文學的地方性關懷，或關注同胞的底層掙扎和沉默，或親近自然土地，或抒寫遭遇現代經濟時代沖擊下民間社會殘存的詩性。作家們既冷靜面對現實，又扎根足下大地，接通那些包圍自己的充滿本民族暗語的精神原鄉。更為可貴的是，他們在文學“變局”中自覺地追求著“不變”的文學內核。民族地區的差異性、思想情感的獨特性是民族文學創作的豐富資源，而在差異性和獨特性中去探求人類所共有的普遍性，才是民族文學的優勢所在。少數民族作家必須在寫作中去追問文學永恒的、與經典相通的那一部分，才可能建立起普世價值觀，才可能“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趙志忠以《海峽兩岸民族文學交流與合作》為題，梳理了臺灣民族文學的歷史與現實境況，回顧了近三屆兩岸民族文學交流暨學術研討會的學術成果。他認為，由于時空的局限，多年來海峽兩岸民族文學的交流與合作尚比較少，兩岸學者基本上都是自說自話。希望海峽兩岸的學者攜起手來，為兩岸民族文學的交流與合作獻計獻策，共同努力。

　　中山市文藝批評家協會主席阮波以土家族作家譚功才的《鮑坪》為例，談了自己對民族文學寫作的看法。他說，南方民族文學浸洇在古老先祖圖騰與靈魂的沃土之中，具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素材，如能將目光鋪展開來，深入挖掘本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入民族情感的最深處，以自身最為熟悉的生活開發文學寫作的根據地，直至形成個人寫作的生態鏈，而不只是私人意義上的地方志、風物志，這才是具有流動感的民族生命寫作，才是一個民族抒寫者永恒的精神退守之地。

　　此外，《芳草》副主編李魯平、重慶彭水縣文聯主席汪家生、云南省作協副秘書長胡性能等，也都從地域環境之影響的角度，分享了民族文學寫作的經驗與困惑。

　　民族文學在全球化時代的境遇

　　《詩刊》副主編李少君認為，文學藝術是個人性的精神產物，是非常個人化的，并不是說表面描寫民族的元素就一定能打動別人。個人的東西要經過轉化之后才能被接受，同樣民族的東西，也要經過一個世界化的轉換之后才能被世界認知。只要廣泛地學習、閱讀，甚至在一個世界性的宏觀閱讀視角上來看某個民族的東西，才能看清它的精髓之處。少數民族的詩歌及其他文學創作，都是要用一種能夠被大家認可接受的方式來表達，同時又能充分表現最真實的個性，挖掘出真正代表民族基因的內涵，才能夠立得住。

　　中南民族大學教授楊彬談到，少數民族文學表達的一些觀念可以彌補追尋現代性當中存在的問題，比如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對自然的敬畏意識、對動物的平等態度、對女性的尊重等。民族性和現代性不應該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一個互相發展、互相通融的關系。

　　《長篇小說選刊》主編顧建平意識到少數民族文學的“相對性”。比如蘇東坡在中原漢族地區，是一個“多數民族”的作家，但到了海南島的黎族地區，他就變成了一個“少數民族”作家。華人在中國從事漢語寫作，他是一個主流的作家，但到了美國，他用漢語寫作，則成為一個“少數派”。同樣，母語也具有這樣的“相對性”。在全球化的今天，母語已經變成了一個流動的概念。在全球化浪潮中民族之間的差異越來越縮小，所以我們要更加認真地對待各民族的語言。但同時也應意識到，對于民族語言的珍視，與用民族語言寫作是兩個概念。有些民族就沒有自己的書面文字，但是在用漢語寫作時可以盡量將本民族語言中那些獨特的表情達意的理念、詞匯、句式巧妙地轉換到漢語當中去。

　　空軍指揮學院文藝評論部主任李美皆對學界普遍援用的“全球化”視角進行了個性剖解，認為當下有一種創作趨向，就是將鄉村與城市對立起來，將原生文明與現代文明對立起來，站在鄉村的原點否定城市化。當否定城市化幾乎成為惟一的“政治正確”時，對于鄉村的理性思考就被廢止了。比如，當文化人懷著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熱忱去呼吁保存一些古村落時，是否想過保留下來以后怎么辦？村落本來是供人生活的一個場域，這是它的自然屬性，也是它存在的依據，如果它被保存下來了，但無人居住，僅僅作為一個文化標本而存在，或者有人居住，也是出于“被看”的需要，那么，這無疑就是把生活場所變成了景觀，把生活本身變成了表演。在文明的進程中，當下鄉村確實面臨著尋找和適應的艱難，文學所提供的精神導向不應該這么狹窄和局促。

　　海南師范大學房福賢認為，民間文學的存在是數千年來的文化創作，這些文學遺產面臨著嚴重的危機，需要挖掘和搶救。當代中國了解這些文化遺產的人越來越少，這恰恰是少數民族作家需要關注和擔當的。此外，也應警惕市場對民族文學或文化的過度介入與開發。

　　黎族文學的發展與責任

　　陵水縣是黎族人聚居的地方，因此此次會議也聚焦了黎族文學發展的情況。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研究員李朝全認為，在全球化、市場化時代，多數黎族作家能夠靜心沉氣，潛心創作，將黎族生活、黎族文化和黎族人的心理進行審美處理，使作品凸顯出一種民族意識。在全球化進程加速推進的背景下，黎族文學自身要不斷堅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增強文化創造力，發展壯大自己，主動參與全球文學和文化的生產創造。

　　廣東省技術師范學院教授王海談到，進入21世紀以后，黎族文學在寫作人數、作品數量和質量等方面都有巨大提升。單在陵水，就出現了黃仁軻、黃明海、鄭文秀、李其文等作家，在黎族文學中形成“陵水現象”。龍敏潛心8年創作的50萬字長篇小說《黎山魂》在表現黎族人民社會生活和民族精神方面有獨到之處，體現出作家駕馭長篇小說的能力。

　　海南省作協副主席杜光輝說，以龍敏為代表的第一代黎族作家寫黎族的歷史生活，以亞根為代表的第二代作家寫黎族在改革開放年代的生活，而以黃仁軻等人為代表的第三代作家寫的是非黎族題材的城市生活。由此，我們看出，一個民族的生活生產方式的變化，必然產生文學上的變化。新一代作家的生活環境變了，可能其身份還是黎族，但寫出的一些作品不一定是黎族的聲音。

　　黎族作家也從自身創作角度發表了看法。作家龍敏的發言飽含對本民族文學的憂思。他說，長期閉塞于海島的民族，在文化心理認同上存在一定的自卑感；雖身處信息時代，但仍更多依靠作家自身的摸爬滾打，缺乏良好的溝通對話與勉勵學習的平臺。黎族作家只有走出去看世界，多向其他兄弟民族學習，眼界與水平才能不斷提升。

　　黎族詩人鄭文秀認為，黎族詩人應更多關注本民族的生存現狀和發展進程，用更多的觸角去思考這個民族在追求美好生活和構筑美好家園時留下的可貴符號，如居住的房屋、三葉茶，還有婚嫁、喪葬、祭祀、信仰、崇拜等自身創造的文化，這是有形和無形的生活的印跡和對文明的信仰。

　　黎族作家亞根以高照清、唐崛、董元培等黎族作家的散文為觀察樣本，認為黎族的散文作品總是反映出作家對傳統人倫親情的渴求珍重，以及對家園的眷戀與神往，但尚缺乏一種直逼靈魂的情感深度抒寫，缺少對于歷史和現實的真正介入、體驗、反思和批判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