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民族影像中的文化記憶

　　今年4月，北京國際電影節(jié)北京民族電影展將舉辦“中國民族題材紀錄片回顧展”，主題為“家園·遺產”，旨在以紀錄片展映的方式，推動中國各民族，尤其是少數民族歷史記憶的典藏、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博物館人類學和影視人類學學科的發(fā)展。這是電影節(jié)舉辦6年來的一次創(chuàng)新。

　　其實，用影像記錄文化遺產、保存民族記憶，在中國電影歷史中由來已久。作為文明古國，我國的文化遺產舉世無雙。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各個時期壯闊的變革，加上廣大而復雜的地理版圖，使中華民族孕育出了多元的文化。少數民族的服飾、建筑、音樂、歌舞、儀式、工藝等，作為中國民族電影中的文化要素，早在上世紀中期的中國電影中就被鮮明地表現出來。

　　特別是在1956年至1964年間，為制定解決各民族問題的政策和措施，了解全國民族構成情況，中央人民政府組織大批學者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民族社會歷史、語言的調查。這一時期拍攝了一大批紀錄片，反映各少數民族正在發(fā)生的社會形態(tài)的轉變和行將消失的民族文化，這些紀錄片都被后人稱為珍貴的“人類學民族志”，是新中國紀錄片誕生的第一個黃金時期。

　　第二個黃金期則是上世紀90年代，大批中國電影人開始自覺關注和表現文化遺產。在這個時期，進行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方方面面的巨變，同時，全球化浪潮也在席卷著中國大地，很多固有的文化和價值觀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這兩種巨變帶來的焦慮，促使中國大地發(fā)生了歷史上最為激蕩的一場大變遷�！皵z影機在變遷中的中國大地上攝錄的一切社會和民族文化細節(jié)、特征都已成為人類歷史文化記憶的一部分。”這一部分中的很多內容，就包括了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在這個背景下，獨立紀錄片在中國迅速發(fā)展，為中國紀錄片的發(fā)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這一時期，很多優(yōu)秀紀錄片的鏡頭都對準了那些人口較少、文化獨特的少數民族個體，通過關注和記錄他們在時代變遷下個人命運的改變和遭遇，來折射在這個時代變遷過程中一個民族群體的生存狀態(tài)和正在消失的文化的命運。如孫曾田的《最后的山神》《神鹿啊神鹿》、郝躍俊的《山洞里的村莊》、梁碧波的《三節(jié)草》等。

　　第三個黃金時期發(fā)生在新世紀開始至今。越來越多優(yōu)秀的人類學、民族志紀錄片出現，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對“非遺”文化的記錄和保護，并成為影視人類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意義的作品有內蒙古顧桃的《敖魯古雅，敖魯古雅》、云南郭凈發(fā)起的“鄉(xiāng)村影像”系列、新疆劉湘晨的《太陽部落》《獻牲》及其最近完成制作的《帕米爾》《最后的阿希克》《開齋節(jié)》等。

　　縱觀新中國電影史，表現和關注文化遺產的大都是少數民族題材的電影和紀錄片。進入新世紀，人們對文化遺產更加重視，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護政策。在這種背景下，那些具有文化憂患意識的電影人積極用鏡頭去關注文化遺產，出現了很多相關題材的民族電影。比如表現蒙古長調的電影《長調》，表現哈尼梯田的電影《諾瑪的十七歲》，表現侗族大歌的電影《我們的桑噶》……類似的電影還有不少，法籍侗族導演朱小玲的《童年的稻田》，表現了侗族的稻作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壯族題材電影《天琴》則表現天琴樂器；藏族題材電影《馬奈的新娘》關注藏族嘉絨文化；《遷徙》聚焦羌族文化等。

　　電影對于文化遺產的保存具有非常大的作用。2008年由韓萬峰導演的羌族題材電影《爾瑪的婚禮》，是一部首次使用羌族母語的電影。這部電影拍攝完后不久，就發(fā)生了“汶川大地震”，影片幸運地為人們留住了寶貴的鏡頭：羌族村寨、羌族史詩、羌族雕鏤、羌族民間歌舞。這些鏡頭記錄的都是羌族千年來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們中的大部分已經消失在地震中。但今天我們還能在這部電影里看到——這也許就是這部電影的價值所在。侗族導演丑丑2010年拍攝的《云上太陽》聚焦貴州省丹寨縣，它共擁有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130項。其中，被列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有12項；“苗族蠟染”、“苗族錦雞舞”、“古法造紙”等7項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在這里延續(xù)了1600多年的古法造紙術是世界獨一無二的“活化石”……這些文化遺產都被表現在了影片的故事情節(jié)中。

　　2013年10月，國家民委、中國作協設立“中國少數民族電影工程”，中國三大民族史詩電影——《格薩爾王之“霍嶺大戰(zhàn)”》《瑪納斯之“英雄的誕生”》《江格爾傳奇》的創(chuàng)作已經被列入其中，將來也會有更多的電影聚焦民族文化遺產。文化遺產與電影的結合，必定能喚起一個民族的想象力和智慧，創(chuàng)造出新的神話。無疑，在今天這個高度物質化的時代，我們尤其需要這樣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