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期管樂回天地——曾敏之先生的為人與為文

　　現年96歲的曾敏之先生，是當代著名學者、詩人，他青年時代投身抗日文學運動，當過新聞記者，擔任過香港《大公報》特派員和《文匯報》主筆，又曾任教于暨南大學，是原香港作聯創會會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會長。他治學廣博，古今交融，創作了大量意涵深邃的散文和詩詞。誦讀他的詩文，仿佛置身在一個風雨滄桑的時代里，在漫長的人生路上，喜怒哀樂，風云變幻，其中有一雙堅韌不拔的腳步，始終在追尋光明中跋涉前行。

　　年輕時代的曾敏之，是懷著獻身報國之志走上社會的。他15歲當鄉村小學校長，17歲在報刊發表文言小說。后來進入報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歲月里，懷著一顆報效祖國之心，積極參與抗日文化活動，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在“國共談判”期間，他寫出了專訪周恩來的長文《周恩來訪問記》，文章甫一刊出，便轟動了當時的文壇和政界。1945年初，重慶文化界著名進步人士，發表了要求實現民主綱領的《文化界時局宣言》，該《宣言》由沈鈞儒、柳亞子、徐悲鴻、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312人聯署，曾敏之名列其中。曾敏之始終以無私無畏的精神，與反動的腐朽勢力抗爭，1947年遭國民黨當局逮捕下獄，被營救出獄后，仍然用他的一支“常帶感情”與愛憎分明的筆，堅持戰斗在文化戰線，不屈不撓，備嘗艱辛而執著不悔。

　　半個多世紀以來，曾敏之先后出版了《文史品味錄》《文史叢談》《人文紀事》《望云樓隨筆》《聽濤集》《觀海錄》《詩的藝術》《望云樓詩詞》《幽草集》等著作。作為一名學者型的文化戰士，他是在寫作中戰斗，為戰斗而寫作的。上世紀40年代國共重慶談判期間，曾敏之便躋身于眾多進步的文化名流之列，為國家民族的安危與前途奔走呼號，殫精竭慮，于國事蜩螗之際，以筆作槍，為抨擊腐朽捍衛正義而吶喊。當他得知聞一多先生因為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而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時候，義憤填膺，冒著生命危險，揮筆寫下了《聞一多的道路》一文，在《大公報》公開發表，產生了極大震動。曾敏之先生不計個人安危、大義凜然的愛國精神，于此可見一斑。

　　感情真摯，愛憎分明，是曾敏之詩文的顯著特點。他悼端木蕻良詩，其中一首云：“聞道非遲悟道先，平生風骨可稱賢。精誠一劇除三害，愿引斯民傍日邊”。端木寫過《除三害》一劇，寫的是周處除三害的故事，這個故事對人們的啟導是：為民除害，便得人心，“人害”猛于虎，對于人為之害，若閉一眼睜一眼，或合謀放縱，或同流合污，必將遺害無窮，甚至導致亡國喪邦之禍。作者悼念良友，將感觸延伸，想到正人君子之可貴，邪惡勢力之必除，國家興亡，由以系之。一腔愛憎之情，躍然紙上。

　　關注善惡是非，建構道德理念，不僅是哲學家的任務，亦是文學家良知的體現。曾敏之寫過一篇《談中庸》的文章，闡述中庸思想在人類歷史上的產生與影響。孔子所謂“中庸”，本是作為一個道德觀念提出來的，后經歷代儒者的衍釋，與孔子的原意已有相當距離，尤其封建道統的維護者，將其曲解，成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理論工具。宋之朱熹，清之曾國藩，皆對中庸思想加以推崇發揮，用于社會政治范疇，有所謂“致中和”者。“致中和”何謂也？用現代語來說，就是“折中調和”，要求人們各處其所，各安其位，和諧相處，不得冒越，以此來制造一個“太平和合”的世界。這樣的“中庸”思想，雖然早已經過了諸如陸九淵、王夫之、魯迅等思想家的批判，但近世以來卻仍然有人將其奉為寶典。推行中庸思想者往往只講“和合”的需要而不講“和合”的條件，這就違背了歷史辯證法。奴隸制社會的奴隸主與奴隸，是不能“和合”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家和工人，也是不能“和合”的，除非他們消除了階級差異，實現了利益平等，否則是不可能“致中和”，又豈能通過中庸之道達到“太平和合”的境界？曾敏之在文章中說道：“致中和的中庸……兩千多年來被封建統治階級利用作為反對任何改革的借口和麻痹人民精神的工具”，“如果唯讀王陽明的學說，只看曾國藩的家書，并且相信他們那一套，是會大上其當的！”曾敏之不盲從成說，不阿附權威，以獨立的思考洞察是非，以戰斗的心態遣意命筆，寫得恣肆縱橫，多有肝膽之氣。

　　曾敏之的憂患意識是與他的愛國精神與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聯系在一起的，表現的是一種向前看的擔當精神。這種精神，是奮發向上的高瞻遠矚，而不是在憂患中低迷徘徊。孟子說：“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在當今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如何涵養人文精神，如何擺脫金錢崇拜產生的負面影響，如何擺正“義”與“利”的關系，如何以歷史的辯證法與清醒的頭腦，憂其所患，覺其所不覺，讓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實現真正的文化復興，實現人民民主與公平正義，還需要人們作出艱苦的努力。曾敏之有見于此，在其作品中，往往將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重于一切。作為詩人，他有著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精神；作為學者，他又有著魯迅那樣直面慘淡人生的風骨，體現了他對于思想是非的秉持己見而不隨波逐流的獨立精神。曾經有一個時期，社會上興起了崇拜曾國藩之風，說什么“經商要學胡雪巖，從政要讀曾國藩”。 曾敏之在《從名臣傳說起》一文中指出：“曾國藩之受人吹捧，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打敗太平軍……二是他保衛名教，尊崇孔孟之道……什么民族大義，是一字不提的！”這話一針見血，不禁讓人們在思考中發出這樣的疑問：打敗太平軍，挽救了清廷，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如果是好事，曾國藩確實是值得后人學習的“楷模”；如果是壞事，他就是曾經被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早就說過的，是“漢奸加劊子手”。曾敏之對于這樣頗有爭議的敏感問題，從不依違其間，而是獨抒己見，旗幟鮮明，表現了獨立的人格與高尚的風范。

　　曾敏之在《京華雜詠》一詩中寫道：“還期管樂回天地，霖雨蒼生慰萬家”。春秋戰國時期，大政治家管仲、樂毅，革除弊政，施行新法，國家于是強盛。管仲治理齊國，“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也就是說，國家頒布政令要順應民心，把百姓的心愿、百姓的需求，作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據。管仲這樣做，道理很簡單：得民心者得天下，有了人民的利益才會有國家的利益。管子說：“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是什么？就是禮、義、廉、恥。一個國家與民族，如果沒有了道德信仰，沒有了向義之心，沒有了清廉的德操，沒有了知道什么是羞恥的意識，如果這四種東西沒有了，即使有著再多的財富，也是遲早要滅亡的，不是實體的滅亡，便是精神的滅亡。 曾敏之的詩，既是對古代政治思想家的贊頌，更是對中華復興的誠心期待。

　　今日之中國，已非古代可比，我們已經深深地感受到，“霖雨蒼生慰萬家”的嶄新氣象，正如旭日之光，在神州大地燦然升起。這是人民之幸，中華民族之幸。

　　作家、藝術家，既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就應當具有憂患意識，應當關心人民，關心國家命運。曾敏之先生愛國愛民、直面人生的風骨情操，正是中華民族寶貴的人文精神體現，是值得我們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