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雜鄉村的魅力展示——評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

　　在當前劇烈發生的城鎮化進程中，中國的文化形象正處于一個明顯的重構期，但是中國電視劇和鄉村現實的距離卻越來越大，和長于鄉土敘事的當代文學相比，農村題材電視劇的確已經被時代和生活遠遠拋下。

　　但就近些年的創作來看，一些農村劇屢屢出現以下的現象：人物符號化、片面化，人物關系虛假，人物對抗壁壘分明，人物矛盾缺乏生活的邏輯性。作為一部以第一書記下鄉為題材的鄉村劇，《馬向陽下鄉記》沒有囿于創作慣性流于表面，說教僵化。該劇首先描繪了一幅復雜、糾結又不乏妙趣的人物形象圖景。馬向陽高、富、帥，熱愛風景甚于工作，做事能拖就拖、隨便承諾，但關鍵時刻卻又高度敬業，等等，這些都表現了復雜的現代真實，圍繞他又有一個處在“善”的困境的人物關系網絡：曾經在城里做包工頭如今落魄卻不甘落寞的農村“奸雄”劉世榮、八面玲瓏曲意逢迎追求小私小利卻渴望秩序感的多情“智囊”會計梁守業、高調強勢能干機智重情重義卻經常撒潑耍賴的留守“女漢子”李云芳、自詡偉大美貌矯情多事卻不乏善良的村中西施劉玉嬌等等。這些主角甚至邊角人物都是復雜的結晶體，淳樸與狡黠、愿景與現實、欲望與尊嚴糾結在這些人物身上，所有人物的出場都具有扎實的歷史背景，并帶有當下鄉村歷史的病灶，有落寞、有強撐、有脆弱的浪漫，人物日常生活態度和價值觀的沖突推動著戲劇進程，衰敗鄉村的夕陽余暉沉淀在人物身上。

　　復雜生活的呈現首先需要辨析、需要深刻的對歷史的洞察，需要長期積累的對善的堅信，更需要靜水深流式的對未來的激情。反之，沒有這些激情和堅信，更缺乏對各個階層感同身受的洞察，電視劇所推出的“現實”就是概念化的。缺乏立體的社會牽連和歷史脈絡，就會出現一般主旋律農村劇的虛假發展以及與部分農村劇的小品化滑稽。該劇滿足了觀眾久違的夢想期待。它的意蘊已超越了這個小小的山村，映射的是當下散發著多重希望和魅力的社會現實。

　　《馬向陽下鄉記》的復雜性和豐富性還表現在情節要素的設置上。具體體現為糾葛建構的復雜性。僅就新世紀以來的中國鄉土電視劇來講，其激勵事件往往設置為農村的改革或者發展糾葛，政治、社會、經濟進程事件構成其情節主線，社會關系的變化是其情節發展的主要動力，比如《農民的根》《劉老根》《鄉村愛情》《咱們村的年輕人》《野河畔的男子漢》《喜耕田的故事》等，有少數涉及鄉村嚴峻現實的作品，比如《生存之民工》《民工》《燒鍋屯的鐘聲》等也僅僅是從社會環境與人的關系的角度關注農村世界頹敗的悲劇性，關注農民心靈世界的迷茫與無奈。該劇雖然也涉及“權力重建”、“土地流轉”與“生態旅游”、“有機農業”等常規事件，但其情節點展開的關鍵卻是農村人文環境與人的關系變化，激勵事件也相應來自于本土的鄉村世界被外來新的文化質素打破而產生的碰撞。馬向陽身上的文化質素主要表現為自由、輕松、契約精神等。反觀大槐樹村，是一個仍然遵循祖訓、仍然長幼有序、仍然樂在鄉歌俚曲、仍然有著大槐樹信仰的“世外桃源”，“為子當孝，待人以誠”的祖訓既是這個鄉村的歷史，也是創作者隱然于胸的理想未來。該劇的復雜在于既沒有一味傾向于膚淺樂觀(比如某些農村劇的小品化方式)，也沒有一味表現得壓抑、懷舊與悲觀(比如《民工》等的苦難模式)，而是借助文化對撞糾葛展示馬向陽的選擇、村民們的選擇，表現時代中普遍化的個體生存困惑及其自愈，其糾葛蘊涵的精神維度顯然更加深廣。

　　鄉村的魅力還在于復雜現實的妙趣化展現。改革開放30年以來，農村題材電視劇在改革和發展的敘事焦慮中形成了或者沉重壓抑，或者輕松向上的二元化影像。大概來說，20世紀的作品影像風格冷靜沉郁，21世紀以來的作品影像則動感輕松。這兩種影像都抓住了鄉村圖景的一個方面，《馬向陽下鄉記》則實現了影像調性上的妙趣化融合，在影像形象直覺層面的追求輕松靈趣，在影像意義感知層面的追求冷靜沉郁。這就在鄉村的歷史沉積和現實圖景之間找到了糅合的途徑，在土氣和時尚之間找到了和現實對話的空間。影像調性的妙趣化展現在光線與色彩方面也有表現，主要表現為高反差與大對比，這在影像完全從屬于敘事的電視劇慣例中是比較新鮮的。《馬向陽下鄉記》善于用光營造氣氛，在處理鄉村部分的氛圍中大膽追求大反差、大光比，亮中有暗，暗中變化，避免大白光，杜絕一覽無余，利用光影暗區精準渲染，用凝重的大色塊支撐視覺，讓畫面背景充滿分量感、凝重感，而把畫面前景表現得自然靈動、充滿清新的生命質感。背景處，是蜿蜒的青石板路，是綠樹中鱗次櫛比的紅瓦小屋，是雄關漫漫的長城腳下的裊裊炊煙；前景里，是黑黝黝的膚色，是衣著淡雅的知性周冰，是艷麗夸張的感性林曉曼，是花枝招展的村中西施劉玉嬌，是粗樸滄桑的老祖奶等等，帶有表現意味的色彩反差突出了人物的個性和心態。多彩的人物在厚重的鄉土背景上格外鮮明，斑駁陸離、沉靜復雜的鄉村社會底蘊獲得了自然又不乏時尚靈動之表現，影像醞釀著緩慢和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