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需扎根于現實

　　作為一個作品數量屈指可數的寫作者，如果必須說出自己的文學主張，那么應該是：“寫作必須立足于現實。”這一直是我所追求的詩歌創作立場。

　　在這個“文藝”都成了一個流行詞匯的時代，文學要“立足于現實”這一說法似乎略顯“陳舊”，甚至散發著某種”俗套”的味道。但是，置身于一個浮躁的時代，朝鮮族作家們面對本民族文學作品讀者較少的現狀，以及隨之衍生的物質方面的失落，很多人都會感到困惑不已。因此，回頭重新審視自己的寫作立場，顯得尤為迫切。在我看來，當寫作無法獲得外在的回報，我們必須在寫作行為中尋找到意義。而“立足于現實”，正是我們能夠尋找到意義的基點。

　　關于這一點，朝鮮族評論家金寬雄在1997年就提出過“民族現實主義”的概念。他說，民族現實主義應該是“扎根于中國朝鮮族的生存現場，以民族性、現實性、批判性及建設性為其基本特征的現實主義文學”。在后來的一些評論文字中，他又多次詮釋和充實了這一概念，強調朝鮮族文學在題材、技巧等方面都應該具有開放性，使得其更加具有創作上的可操作性。

　　可是，縱觀后來近20年的朝鮮族文學的范本取向，似乎還是沒能走出以韓國文學為主的藩籬。中韓建交伊始，朝鮮族作家們對韓國文學的趨之若鶩、頂禮膜拜，固然有它語言表述的親近感和“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的新鮮感所促使的客觀原因。可隨著時間的流逝，對中國本土文學話語的熟視無睹，導致一些朝鮮族作家對國內文學發展狀況并不熟悉。另一方面，制度與文化上的差異又無法讓朝鮮族作家在韓國文壇上謀得一席之地。所以，在經歷了多年的“哈韓”以后，朝鮮族作家還是在自身生存空間和精神空間的溝壑中彷徨著。再加上文學的生存空間日益狹小，朝鮮族文學自然面臨著文學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嚴重失衡：一邊是作家作品遍地開花的“繁華景象”，一邊卻是文學期刊編輯們到處組稿，卻總是苦于找不到好作品而悶悶不樂的境地。

　　現代化的無限膨脹，使得向來以農耕文化為主體的朝鮮族社會，開始以城市化的名義“分崩離析”。這體現在：赴韓國的勞務輸出和移居中國內地城市或國外所導致的農村荒蕪現象；出現大量的空巢家庭和留守兒童；男女比例失調，農村小伙難以娶親；生源逐年減少導致的民族教育后續問題；生存成本的大幅提高而產生的精神焦慮、道德崩潰……這些何嘗不是生活在當今中國社會的朝鮮族群體所共同面臨的現實問題呢？

　　面對這樣的現實，新一代的朝鮮族青年作家要有所作為。特別是“70后”和“80后”的朝鮮族作家，應該屬于具有責任感和挑戰性的一個群體，不應該沉浸在孤芳自賞的文字游戲中無法自拔，而應該沉下心來，仔細觀察現實，寫出有力度的作品。

　　令人欣喜的是，很多的作家不管出于自身的敏感嗅覺也好，還是出于對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也罷，寫出了一些頗具現實意義的作品，如小說家許蓮順，樸玉男等。還有一些作家近期正熱衷于傳記文學的寫作，為民族文化的挖掘和整理東奔西走、筆耕不輟，如李慧善、崔國哲、金革等。詩歌方面，如長期置身于中國生存現場的金赫日，以不乏銳氣的現代視角，以充滿質感的詩化語言，噴發著個人及群體積蓄已久的情感能量。這樣的作家還有很多。

　　對我來說，民族現實主義是目前朝鮮族作家、尤其是詩人，必須重新咀嚼的話題。小說要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詩歌回到內容和技巧的返璞歸真，這才是已經漂浮在現實土壤之上許久的朝鮮族文學，可以重新落地并開花結果的不二之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