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講故事而已

　　“文學”對于我來說是陌生的字眼，我不習慣被稱為“作家”，我也不具備大多數文學愛好者都具備的孜孜以求的文學精神。因此，我不敢妄自稱自己“從事文學寫作活動”，只能說自己是“碼字的”。對于我來說，寫作不是創作鴻篇巨制，只是講述身邊小事。

　　我接觸到的第一種文學體裁是隨筆，而決心轉向寫小說的契機，源自內心的傷痛。正當我自認已經對隨筆技巧可以做到駕輕就熟時，我一直敬重的一位小說家和哥哥先后離世，均不到“五十知天命”的年紀。我為他們感到難過，恨蒼天不開眼。由于無法排解內心的傷痛，我想不管運用任何方式，都要講述他們的故事，從此開始寫小說。小說處女作是發表在《延邊文學》2008年第五期上的《饑餓的女人》。正如小說中的主人公美麗，當時因為哥哥去世，我又不適應新的工作崗位，經常感到茫然。也正因此，我常把自己融入到創作的作品中。通過似我非我的人物形象，我感到了一種滿足。剛開始，我忙于讓作品印成鉛字發表，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我開始思索為何要進行小說創作。身邊的人通常認為，作家應該具有民族使命感，反映社會問題。而我的小說往往限于“小我”，反映不了社會和民族問題。后來，我有意識地在小說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上，賦予一些民族因素和社會因素。我認為，反映懷揣炫麗“出國夢”的出國人員和留守家鄉的人們的生活是我們朝鮮族離散文學的一部分。但是，我創作的作品中始終缺少些什么。而且有的時候因為被催稿，越寫越感到無從下筆。因此，我一度苦惱不已，寫作停滯不前。

　　苦惱中，我又拾起了書。我開始讀韓文的書、中文的書，有關小說、隨筆創作的書，有關人生修養的書，甚至包括法律方面的書籍。后來，我終于開悟，文學是人類學，人是社會人，具有社會性。我通過小說中的故事情節，塑造人物形象，而人物栩栩如生，就具有了社會性、真實性。當我意識到了這一點，我的創作也就有了支撐點。我決定把講故事堅持下去。發生在我身邊的和我聽過的平凡故事、邊緣人的艱難生活、活得開心和不開心的人們林林總總的經歷，都可以納入筆下。我書寫身邊親朋好友身上發生的故事，那些很多人都會經歷的故事，我的小說開始變得有血有肉。在《風》和《排泄障礙》中，我描寫了面對世風日下、人心不古，30歲年輕婦女的彷徨以及對欲望的渴求；在《簽字》中，我講述了老年人憑借一紙契約，就結成半路夫妻的故事；在《呼吸》中，則敘述了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職場生活。這些作品之所以能夠引起一些讀者的共鳴，就在于這些故事是我們生活中所常見的。

　　歸根結底，堅毅生活著的個體的故事、家庭的故事、社會的故事都是我文學創作的源泉。敘述這樣那樣的故事，也就是編故事。不能說有情節就能成為小說，也不能說有了人物就是小說，但我認為，小說必須有情節。有了情節，才能彰顯小說的故事性，有了故事性，小說才會有趣味。因此，我在動筆前，往往會構思情節，塑造人物形象。只有在故事情節中靈動的人物形象才能成為生活化的人。我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既有相似之處，又各有各的不同，比如《螳螂》中身患自閉癥的吉男、《看見聲音了嗎？》中看口型就知其意的啞巴小賢的媽媽、《斷》中不愿與人打交道的離婚女民英、《肥皂泡泡》中因代孕而被摘除子宮的“我”，都各具特點。我講述向社會妥協的人們的故事，也寫那些遠離喧囂世俗生活的人們的故事，讓讀者理解人生、了解社會、感受人情冷暖。我堅信，生活中有故事，即便我不寫，小說也在那里。

　　時至今日，我與我所敘事的平凡瑣碎故事中的主人公仍然在一同呼吸，講述世間百態。盡管我發出的聲音是微弱的，但只要有人傾聽，相信就一定會在他們心中掀起波瀾。(靳 煜/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