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象》：老九的另一面

　　所謂重瞳，就是一個眼睛里有兩個瞳孔。這是一個直觀的解釋。重瞳的人，能夠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事物。也就是說，他們對某些即將發生的事件有預見性、洞見性。

　　接觸老九，看老九的小說，讓人們感覺到他是一個極富個性的重瞳世界的藝術構建者。他的《對象》《連環劫》《白老鼠》《永遠的迷宮》《心靈是一個孤獨者》等一系列風格迥異的作品，宛若一座座重瞳世界中各自獨立而又互相牽連著的水晶迷宮。有人說，形式即思想，結構即內容。我們在《連環劫》的復調和交叉敘述的語境里，感覺到作家老九隱藏在其后的身影。這種若即若離的抒寫，總是不動聲色，而且撲朔迷離，甚至于高潮的鋪張和宣泄時，急轉直下，跌入陰冷的冰窖。而在中篇小說《對象》(《中國作家》2014年5月號)中，作家自己站了出來，沖向了前沿，把這個愛情故事，攪得風生水起，色彩斑斕，進而一片狼藉。老九就喜歡這種審丑的寫作，他不按常規出牌，總是劍走偏鋒，用他那重瞳的眼睛，觀察人物和世界。

　　我們在《對象》第一節里，讀到這樣的句子：“在我想搞對象，該搞對象，要搞對象的那段時間，我發現自己是很臭的。”這里的“很臭”，不僅僅是“我”外在物化的礦工形體，更是源于內心深處的自卑，也為整部小說定下了自我審判的調子，老九毫不留情地撕裂了自己，有了一點“殘酷青春”的調侃味道。作家筆下的復興煤礦及其洗煤廠，讓“我”的特立獨行顯得更加怪異。這既不同于當年徐星《無主題變奏》里的“我”，又不同于王朔的《橡皮人》《頑主》里的主人公，因為不同的環境背景和地域性，讓不同的人物有了性格重合之外更多的個性和延展性。《對象》在向我們展示什么？我們很難界定它、概括它、歸類它，但它的詩意、氣氛、情緒、焦慮、孤獨、審丑卻氤氳著、包圍著，甚至擁抱著我們。

　　你會發現老九《對象》里的“我”，是《連環劫》里“老九”的延伸，并有了更多豐富性和飽滿度。這是因為，作家老九與自己筆下的“老九”，與《對象》里的“我”，有了更多勾連性、貫通性，如同面對不同方向設置的鏡子，讓我們看到多個不同的老九——此老九，似乎并非彼老九，但又確有某種極為巧妙的暗合和呼應。老九的抒寫自如，正是因為其腳下這塊堅實的土地，被他用才情的執著挖掘成一口生活的深井。老九的深井，就是他幾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和工作的復興煤礦。我們讀《對象》，不難發現這是一個異于常規的文本，只是他復興煤礦系列小說之一，有的人物在《對象》里未必飽滿，但在《連環劫》等系列小說中卻濃墨重彩。

　　在《對象》第三節里介紹礦區，從大的方面分為三種，比如露天礦、平硐礦和井深礦等。尤其對“倉下”的描寫，讓人想起了卡夫卡的《地洞》。而這個“倉下”，卻是來自老九真實的生活經歷，來自他那真切的生命體驗。他開頭大量的鋪墊都是為了“我”心目中女神烈霞的出現。在第五節里，她讓“我”立馬“就呆傻了，就懵懂了，就崩潰了。她剎那間揪走了我的心，扎根在我的眼睛里，全世界都消失得無影無蹤”。隨后，“秋天的陽光穿過墻壁，籠罩了我；秋風從門口闖進來，撫慰了我；小樓的水泥地板，托舉了我；我的身心飄了起來，熱血直沖頭頂，想沖動地對世界呼喊。”這段文字，讓人感同身受，不由得不想起老九這個具有剛烈性格的礦工漢子，還有極為敏銳細膩的柔腸俠骨。老九在《對象》里對愛情的描寫是具象的，但他在小說里所具有的重瞳特點，使得小說視點在不斷拉近人物內心世界的同時，又不斷地拉開，展現了更多相關人物的命運。

　　這個真實而又感人的愛情故事，記錄的是當事人真實強烈的內心感受。既奇妙又懊惱的內心感受，富有更多的戲劇性，因而有了激動，也有了感傷；有了甜蜜，也有了無奈；有了留戀，也有了惆悵。老九通過“我”的敘述，開啟記憶，重溫愛情的奇妙與懊惱，用語言符號、形式要素、經驗表達之間的復雜關系，呈現出時代的精神氣質和心靈演變。小說文本的完成，其重要任務就是要凸顯純形式的藝術路徑，又要烘托出人物形象內在精神的演化過程。老九《對象》里有了這種強化，宛若神來之筆。其中，通過愛情心理的書寫，通過諸多人物形象和特定環境下的人物關系，力求讓小說文本充滿更多指向和可能。

　　《對象》中有大量充滿哲思的相當真實的心理獨白，環境的描寫又暗合了主人公的行為軌跡。這里的“我”，以及與篇中出現的“老九”或者“我”，肯定都是作家老九的精神縮影，但又有某種小說視角不同的變異。變異是因為重瞳的效果，也可能不是，還有某種距離感、焦點，甚或時間和情境不同，所導致的多樣性效果。這樣的影子，在老九《對象》里達到了一個精神的高度。

　　從老九的小說文本里，可以讀出諸多來自厚重現實生活的人生況味。顯微鏡與望遠鏡打開了宏觀和微觀兩個世界的大門，從而大大擴展了人們的視野。老九試圖在《對象》里通過自己獨特的抒寫和詮釋，達到顯微鏡和望遠鏡的效果。“我們”和“我”是一個大小不一的同心圓，有重合，又有“共同體想象”與“個體的體認”之間的不同。任何一個當代作家都是在過往文學經典之上完成的，因為有了某種新的添加和改變，也試圖與大師們進行對話。無論是《連環劫》還是《對象》，都在敘述語言和敘述結構上與地地道道的傳統路徑有了主動的革新。這種革新，應該是作家對更多寫作可能性的一種頗有價值的嘗試和探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