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性文學觀和都市敘述

埃爾維拉·納瓦羅

《冬季之城》 《幸福之城》 西班牙文版

　　埃爾維拉·納瓦羅(Elvira Navarro) ，生于1978年。2007年出版首本著作《冬季之城》，獲得好評。出版于2009年的《幸福之城》獲得第25屆哈恩小說獎、第4屆風暴獎最佳新作家獎，并選入《大眾日報》文藝副刊年度圖書榜。她為報紙撰寫稿件，寫作文學評論，撰寫博客“茶杯里的風暴”。《格蘭塔》雜志將她評為22位35歲以下西班牙最佳作家之一。本文由納瓦羅在6月24日北京舉行的第二次中國-西班牙文學論壇上的演講翻譯整理而成。

　　自我寫作，就多次被問及一個問題：是否存在女性文學。我總是回答，我是個女人，也正因為如此，我作為作家看問題的角度，也正是一個女人看問題的角度，這并不表明我相信純粹女性或純粹男性的題材，我也不認為只存在一種女性創作手法和一種男性創作手法。但很多時候，確實存在著女性文學和男性文學。事實上，文學史中就有一些例子，在文學評論界存在著觀念因素。譬如，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評論簡·奧斯汀：“我實在無法理解為什么人們如此高度評價奧斯汀女士的小說，在我看來，這些小說有一種平庸的矯揉做作、缺乏藝術想象力、受英國社會常規的束縛，沒有特點，也沒有才華和對世界的了解。人生從來沒有如此渺小和狹窄。這位女作家腦海中的惟一問題……就是婚姻。自殺行為還更值得尊重。”

　　我的首部小說《冬季之城》出版于2007年，講述了主人公在童年和青年時期的經歷，雖然評論家的評論并非像愛默生談論簡·奧斯汀那樣，但不得不承認，有些男性讀者向我表示，該作品可歸類為“女性文學”。當我問他們為什么認為該作品可歸類為女性文學以及他們對女性文學的理解又是什么時，他們提出的依據僅僅是小說故事的主人公、一位名叫克拉拉的女孩是一位女性。但這又能說明什么呢，我這樣問他們。不說明什么，這是他們的答復，頂多是那些主角為女性的小說敘述了她們的閱歷。我又問，男人難道不會發生同樣的情況？他們的回答讓人不安：男性和中立相關聯，并且任何一本小說在一定程度上都試圖普及化，而并非試圖說明真相。

　　一般認為，一個女人在寫作時，其實是在發表言論，其中心思想通常受到自身條件的影響(這里所指的條件并不具有普遍性)，事實上，很多女性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扮演了她們的傳統角色，在文學界，最好的例子就是“雞仔文學”的存在。雞仔文學就是白馬王子的故事外加職業女性(但添加的這味調料，并未讓我們的思維方式有變化，因為她們仍舊屈服于一個英雄救美的角色)，西語版的維基百科這樣解釋雞仔文學：“以前那些雍容華貴的少女，被年輕的、獨立的、具有魅力并且希望找到其真愛的職業單身女性所取代，她們每日需要克服在職業領域和個人生活中所出現的問題和精神壓力，同時還在尋找她們心目中的理想伴侶。游俠騎士被表現出其感性和溫柔一面的商業或專業男士所取代，這無疑是更符合當今時代的一種男性范本。通常情況下，他們都住在都市，比如倫敦，紐約或都柏林”。

　　最奇妙的是，雞仔文學的創作者是女性，讀者也是女性，最典型的例子是《BJ單身日記》。很應該問一句：這類文學作品的存在，究竟會如何影響讀者對遠離這一標準的女作家作品的接受程度。第二個問題是，在文學領域里，男性在多大程度上阻礙了女性平等(當然，還有其他領域里的女性平等)。一位男作家就有關西班牙報紙副刊上列出的全年最佳小說名單對我和另一女作家表示，由于大部分評審員都是男性，所得結果也幾乎全是男作家的作品。因為他們在內心深處認為，選出的名單是公平和公正的。我回答說，如果重新查看小說名單，總可以發現，女作家一般更會將女作家而非將男作家的小說列入該名單里。對此，那位男作家回答說，這也許是強迫性作出來的決定，他認為，女性作家之所以會選擇女性作家的作品，是因為她們覺得有義務這樣做，而并不是因為她們覺得女人比男人做得更好。

　　這無疑說明了男性所認為的順序，“因為你自己是女人，你自然會僅僅為了維護權利而首先選擇女性作家，而并不像我們男人那樣，基于真真實實的文學角度而選擇她們。”這說明存在著一種看法：沒有一個女人可能會比男人更優秀。這是一種保守和天真的立場，但我們的男性同行中不少人都支持這種立場，而阻礙了他們對排外問題進行深思：在視角方面給予平等條件，如此，我們可真正領略到一本文學作品里被忽略的元素，文學才能夠升華到一種純粹的、單純的和不受傳統觀念影響的水平。

　　那天，那位男作家和我們爭論了好久。他一再堅持，在整個聊天過程中，我們提到的男性作家比女性作家多。而另一位女性作家則表示，在聊天過程中她提到了多位女性作家，她還指出，她之所以提到了喜歡的所有女性作家，并不是因為她想到了人數比例、為了支持女性作家或是其他類似原因，而完全是因為她讀了那些女作家的作品并且崇拜她們，而且她對她們作品的興趣并非是一樣的，就好像她對于所讀過的男性作家的崇拜也并非相同。她是要告訴那位男性作家，他之所以會提出前面的那番看法，無非是因為他本人更喜歡和偏愛男性作家的文學作品，而正是由于這個緣故，他才會認為女人之所以選擇女性作家列入最佳作品名單，僅僅是出于比例問題。那位男性朋友用憤怒的口氣表示：“不是，不是。我喜歡所有文學作品，不分男女。而這正是區別所在：我不會去想男人還是女人，我也從來不會這樣想‘很好，我已投票選擇了一位女人。’然而，你們每次看到列出一份名單但名單里卻沒有女性作家時總是激怒不已”。

　　我認為，這番討論使這個話題的尖銳性暴露無遺。女人和男人在文學界或其他領域里不平等，但女性如果以被迫害的心態來獲取權力，也絕對不是什么好策略。幾年前，西班牙《文化》副刊刊登了一份最佳文學博客名單，其中無一女性文學博客。這讓我擔憂，倒不是因為名單體現了大男子主義，而是因為因特網是自由空間，任何人都無法阻攔女人作出評論，但在文學評論領域里，就我本人而言，竟不知曉任何由女人寫的文學評論博客。依我看，許多女性對掌握權力都有恐懼感，而這無疑是一個文化和社會問題。盡管私下里女性作家也會聚在一起評論小說，但并沒有女性代表著因特網上的評論趨勢。由于盛行著一種觀點，認為男性的視角和看法近似中立，從而引起了女性的犀利評論和憤怒，與女性作家打交道的任何人都不會愿意加入到這類聊天里。女人應當停止抱怨男人不把女性作家列入名單，這種被迫害心態，只會把權力拱手讓給對方。

　　雖然我主張男女平等，但我大部分小說的主角都是女性，在我看來，這和戰斗精神無關，更是一個坦然不做作的問題。此外，我的大部分小說都基于自傳，我并不是一位厭惡自己的女作家。

　　在我的小說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另一個題材是都市。

　　2009年12月，我收到了漫畫家萊安德羅·阿爾薩特的郵件。萊安德羅表示，他很喜歡我在鋪展都市故事情節時所采用的方式。我看過萊安德羅的漫畫，在往來郵件中，我提到了他那些模糊不清和近似空白的場景給我帶來的不安——因為沒有頭緒而感到的不安。可能會在明天拆毀的大樓、已關閉的工業廠房、幽巷和后院，總而言之，廢墟一片，叫人不要回首過去，而應當在現在和未來之間加以平衡。

　　我堅信都市題材會激起我足夠的興趣。當我說到“都市”這個詞的時候，會立即沉浸到故事里去。在一定程度上，都市對我而言具有神話般的吸引力，能從中挖掘出許多神秘題材。

　　當我想到如何通過寫作來描述都市時，腦海中重復出現的是“中心-邊緣式”這一概念。我將都市的所有組成元素稱為中心，而不僅指地圖中稱為中心的那個空間。回望20世紀80年代的西班牙，瓦倫西亞等都市的老城區是難以通行的，誠實善良的人極為厭惡流氓無賴和歷史中心地區的古老大樓，所謂的中心不過是純粹的邊緣地區罷了；只有資產階級有權決定都市曾經是怎樣的，以及曾經不是怎樣的，資產階級既不會踏過這片土地也不會去提及它。那些無修建計劃的古老街道逐步成為下水道，而距瓦倫西亞南部10公里左右的濱海湖景區，無疑比老城更像中心地區。

　　很可能我杜撰出來的任何故事情節都不會發生在一個中心場景里。回憶一下傳統中心地區的場景畫面，在文學作品和電影里已被描述了不知多少次——巴黎的整條河左岸、圣路易斯島以及遠處可以望到的埃菲爾鐵塔，或者是曼哈頓或馬德里中心地區。中心地區體現當今的傳奇，繼續成為故事情節，它們被過度詮釋了。但對許多作家來說，過度詮釋也是手段，歸根結底，文學不過是用新的方式來重新敘述相同的故事。我并不是指古老的故事情節，而是歷史曾經以及繼續在社會中起到的作用。幾個世紀以前，《圣經》說明了世界的起源，而現在小說也以同樣方式向讀者說明一些事情，比如通過父親的過世來試圖說明我們是如何構成的以及父母和子女間的關系。

　　都市的中心無疑被過度詮釋了，它們代表著一個階層，體現了價值觀；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邊緣也被過度詮釋了。在巴黎的某部影片里，通過攝影機可充分了解街道；但在電視頻道的庸俗喜劇里，我們總是走不出別墅或是吉卜賽人紀錄片中蒙托亞家族的小茅屋。

　　安德羅·阿爾薩特在給我的郵件中表示，我的敘述思路完全以在城市空間里的感受為依據。有時候，我甚至感覺我的寫作和閑逛是同義詞。我構思出來的故事情節純粹是一種借口，用來證明筆下人物走過某些場地而得到的感受。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挖掘荒涼地帶；當然，這和缺乏認識有關，有時候我認為由于城市模式的失敗，邊緣地區似乎能更好地代表我們。

　　都市能提供不同的人物形象。和邊緣地區相比，中心地區的人物已被寫爛；但這些范圍會出現變化，也可能給我們造成影響。一些象征性的地方決定了人物和處境，如果敘述的故事情節發生在塔拉韋拉-德拉雷納或特拉加塞特(西班牙的兩個城鎮)，這恰恰是因為它們并不是什么中心地區，并且有時候與某些讀者所期待的正好相反。我認為，就這一點而言，觸犯是指與大眾口味背道而馳，而當我提到口味時，我指的是美學，同樣也指的是倫理學。

　　我的兩本小說標題都包含了“都市”：《冬季之城》和《幸福之城》。這兩本小說相互補充，都源自于同一個城市：我童年時代的瓦倫西亞以及我少年時代的瓦倫西亞。在兩本小說里，我從來沒有確切地提到是哪個城市，但通過它敘述了一些進入青春期之前的少年們是如何對抗感情、道德和成年人世界的觀念界線。在《幸福之城》的第一部分，我講述了一個華人移民家庭，這個故事起源于瓦倫西亞的小街，我曾經在這些小街與一群孩子玩耍，我的一個好朋友是街角華人餐館老板的兒子。這番回憶，再結合對華人家庭的皮毛認識，促使我下決心敘述華人的移民問題。我并不奢望寫成現實主義的小說，這不在我的能力范圍內，因為我既不會說中文，又屬于另一個文化范疇。促使我下定決心創造一個華人世界的是文學。在文學領域里，現實主義和科幻一樣虛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