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的文學史地位

　　《紅旗譜》塑造了朱、嚴兩家三代農民與革命歷史相關的、具有不同時代特征的農民形象。朱老鞏、朱老忠、江濤、運濤三代農民處于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朱老鞏在階級壓迫下自發地走上反抗道路；朱老忠從個人復仇中逐漸實現了自覺革命和為階級而斗爭的轉換；江濤、運濤們在共產黨的引導下，一開始就是覺醒的農民，他們是作為革命的主流力量而出現的。《紅旗譜》的不同反響之處，是將一個中國農民的現代性的本質的生長過程包裹在一個傳統的子報父仇的通俗小說故事中，以“成長小說”這種現代藝術形式描述了這一抽象本質的生成過程。

　　《紅旗譜》以傳統的藝術形式，敘述或包裹了現代小說嶄新的因素，這是梁斌的一大發現。作者對自己的期許是創造出一部具有“民族氣魄”的小說。在長期準備的基礎上，他掌握了冀中平原的民眾語言。這是《紅旗譜》“人民性”的標志之一。但更重要的還是作者對不同時代農民英雄人物性格的把握。在具體的表達中，特別是對農村生活的具體描摹中，那里所體現的民間氣息、江湖色彩和傳統小說的俠義性，往往超越了小說主題和作者的理性觀念，而和日常生活無意識地建立了更廣泛的聯系。在這個意義上說，恰恰是在展現北方農村生活的豐富性上，比起它的“史詩性”追求更有值得肯定的文學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