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三人行

　　與新世紀10年對文學批評此起彼伏的質疑不同，近年文學批評頗獲贊譽，并顯示出從內向外生長的新氣象，其勃勃生機主要來自“70后”(1970年以后生人)青年批評家群體的成長成熟，其中時常被人提及的是“80后”楊慶祥、金理、黃平的三人行，三位青年才俊分別就職于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與華東師范大學，不是同根生，卻是同時長；雖各有師承，卻相攜同行。三人常常共同署名著文，或對話，或論述，或同會討論，讓我等老生疑似回到20世紀80年代文人相重、文學批評多對“雙打”的黃金時代。于是，在業內，“80后三人談”便成為文學批評界一件標志性的文學事件，其意義也許會日久彌深，眼前三人合集《以文學為志業——“80后學人”三人談》(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出)，便不止于紀念和佳話了。

　　“以文學為志業”，不僅僅是明志，也是“三人談”欄目首期話題，更是三人相生相應的底色和出發點。如果說在習博期間，慶祥與黃平就在導師人大程光煒教授帶領下重返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現場，實實在在地重讀80年代的文學文本和文學事件是同門同道的緣分；那么，2009年在常熟范小青研討會上，慶祥與金理同居一室，兩位作為《南方文壇》2008年第5、6期“今日批評家”的徹夜長談并相約同行，便是會心后的文學自覺了。這是一種對自己文學研究事業懷著天職般的虔敬，視之為個人的生命意義與生活價值；更讓人欣喜的是他們還富有平常心，他們不止一次與我談到：高校青年教師生活清苦，要自己過好它，但能從事自己喜愛與理想的謀生職業已經是幸福了。關于職業與天職的關系，他們有著清醒的理性自覺。

　　最早見諸于報刊的三人談，是《“80后”寫作與“中國夢”》(上下)發于《上海文學》2011年第6、7期。同年8月，在《南方文壇》與中國現代文學館、上海作協聯合舉辦的第二屆“今日批評家”論壇期間，我與三人達成共識：《南方文壇》2012年開辟“80后”學者三人談專欄，三人輪流主持。于是，三位“80后”學人的文學對話就從自我的閱讀經驗、文學趣味、知識型構談起，追問在當下語境中以“文學為志業”的人生蘊藉和擔當使命。在此基礎上，對話由近及遠，分別論述了“新世紀歷史寫作”、“80年代文學”、“社會主義文學”以及“現代文學傳統”、“未來文學備忘錄”等系列話題。因為“80后”的特殊身份，他們還專門論述了“80后寫作與當下中國”的種種話題，從歷史與現實的角度全面剖析了“80后”寫作的歷史和趨向。“三人談”不追求統一的批評標準，相反，它在盡可能的限度上展示了一代人面對共同話題時不同的價值觀念和思想立場。在這個思路里，對話在當下與過去，批評與歷史研究，個體經驗和普遍知識之間找到了一些交接點，打開了問題，并引起文壇學界的廣泛關注和贊譽。兩年下來，“三人談”被視作“80后”批評家登上文壇的標志性事件。

　　第一次見到安徽才子楊慶祥是2007年年底，我們在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圖書藏品廳舉辦年度優秀論文頒獎會。在滿室高及屋頂的書卷中，還博士在讀的慶祥謙遜平實，一副小鬼當家的模樣。作為獲獎者卻反客為主，相助會務，一馬當先，穩健干練，真是個勤懇可信賴的小伙子。要命的是，我從此六七年間便不斷“剝削”慶祥，《南方文壇》活動會務、紀要、網絡事物、欄目主持等等，他總是爽快應答，并按時按質按量完成，耗費了他不少智慧和時間。

　　當然，他為文出色，曾獲“嬌子·未來大家”《人民文學》年度青年批評家等多種獎項。這首先得益于他導師光煒教父般的引導和關愛，光煒兄還把這種愛心傳染給我，以致2006年至今，《南方文壇》和我便不斷得益于他們“重返80年代”及近年“90年代”的系列研究，他的團隊堅實地支持了我，其中慶祥和黃平便是突出者。慶祥的成名作《路遙的自我意識和寫作姿態——兼及1985年前后“文學場”的歷史分析》(《南方文壇》2007年第6期)， 以第二名的高票獲得了本刊“2007年度優秀論文獎”。之后他的系列文章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一些作家、作品、期刊、思潮、事件包括“偶像”進行反思與追問，并舉一反三，以此探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的意識形態和學術體制(包括復雜的文化權力和文化資本)，努力厘清作家作品與時代、社會的復雜關系，實現了他的批評“去魅”功能。近年更是活躍于文學現場，以有效的文學批評備受關注，我多次聽到他在會上不畏權威的發言，獨立內斂而不失鋒芒，顯示出前詩人的風骨。曾狂熱寫詩并獲過“80后詩歌十年成就獎”的慶祥，會常常以詩人之心和詩歌之維寫作與研討，比如他獲過的“南方最佳詩評人獎”，比如他關于歐陽江河的長詩《鳳凰》的評論，就以多重維度間形成的矛盾張力揭示了長詩新的內涵，以強有力的難度進入強有力的作品文本，并構成有效對話，顯示了慶祥出色的詩心思力，他獨有的干練有力而冷靜穩健的文風，以及獨特純正的審美原則和歷史洞察力。

　　2010年初夏，因參加《現代中文學刊》的學術會議，在虹橋機場見到前來接機的黃平，沒料到為《南方文壇》主持過兩年新時期文學“作家訪談”專欄、寫就一手雄辯文章的黃平，竟是如此陽光少年，而且接人待物，既有身為東北漢子的自然爽朗，也有南方人的細致周詳。難怪陳子善先生不僅請他做兼職編輯，還要為他介紹女朋友。在本刊2011年第3期“今日批評家·黃平”專輯中，華東師大的倪文尖以書信的方式評述與褒獎后學黃平，亦師亦友，算是學界佳話。

　　起點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與文化現象的研究，黃平比較集中于20世紀80年代文學以及當下的文學批評、“80后”文學與青年亞文化等領域的研究。他分別獲得《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年度獎的《“人”與“鬼”的糾葛——〈廢都〉與八十年代“人的文學”》《從“勞動”到“奮斗”——“勵志型”讀法、改革文學與〈平凡的世界〉》《“大時代”與“小時代”——韓寒、郭敬明與“80后”寫作》等佳文，令我們感受到他進行著一種通過“形勢分析”抵達“歷史分析”的嘗試，他認為有效的批評，是以文學分析方式真切闡釋“中國故事”。從路遙、賈平凹到韓寒、郭敬明；從《今天》到王朔、王小波、六六，乃至網絡文學，他在做著重新建立“文學”與“歷史”關聯可能性的努力，尤其是打通自己的“專業”與自己“生活”的可能性，包括與自己生活的時代與上海進行深度的學術對話，例如他的《〈蝸居〉、新人與中國夢》，以及新近發在《南方文壇》的《個體化與共同體危機——以80后作家上海想象為中心》《巨象在上海：甫躍輝論》便顯示了他這種獨特的重返歷史現場的方式，并寓同情理解于審度中。這種深入時代與生活的學術姿態，也許與黃平絲絲入扣的文本細讀有關，與他聲情并茂的滔滔雄辯有關，與他課堂上爆棚的人氣有關，或許還與他熱愛生活有關，與他身上的人間煙火和廚藝有關，也許……遼寧青年黃平，不僅有了真正的學人功力，還有高于同齡人的生活能力，令人歡喜。 

　　如果說慶祥的通達令我親切，黃平的朗健給人陽光的話，金理的沉實則讓人心靜。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11月會后我們同行越南，與會者且行且聊，會心與開心之下，大家也略感金理時而的靜默和拘謹。分別不久，收到金理的來信，方知他剛痛失父親不久。他痛自己對父親突發重癥一無所知；他痛自己求學的時間太長，父親退休還沒返滬，自己“連孝敬父親的機會都沒有”；他痛自己一點準備都沒有，不幸臨身，“才發現沒有任何經驗可以抵御這種傷痛，真的一無可恃”。他只想“能態度積極一點帶著母親走出陰影”……兩年后，有幸見到金媽媽和他的新娘，已是藹藹然充滿愛心暖意的日常生活，欣然中，便以為尋到金理明亮雙眼深處的光源，找到他沉靜篤實文字的根須了。

　　三人中，出道最早的是金理。大三時，他的處女作《繁復的表意空間》，就經老師張新穎推薦發在《上海文學》2002年第12期。之后，主筆《文匯報》中短篇小說評議專欄“期刊連線”，在《小說評論》開“小說的面影”專欄等。我一直欣賞金理從小處為切口，并漸次撕開擴大的入筆方式。對于性靈筆慧并潛心研習的金理，新穎君曾向我描述過“老師與學生共處而長成”的感受，令我感動并羨慕金理有福，前有才情兼備的張新穎師，后有一代大家陳思和師相攜，難怪金理能在鬧中自靜，沉潛研習。也是新穎兄推薦并主筆，2008年第6期《南方文壇》做了“今日批評家·金理”專輯，近10年，金理以不斷的文章獲“第六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07年度最具潛力新人”提名。獲《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年度優秀論文獎。去年，還在《人民文學》《南方文壇》的年度青年峰會上，獨獲“2012年度青年批評家”。我草擬評語如下：金理以豐富的學養、通達雅正的文風以及文史互證的研究方法，翹楚于“80后”批評家群落。2012年度，他對現代文脈的接續，對當代文學的時代沖突和精神困頓，對“80后”寫作的變局，都有深度的思考和洞見。他精細條理的人文闡釋，學術感覺敏銳，論述清通暢達；他以專注的目光、個性的發現、獨立的專業精神，顯示了青年批評家開闊明晰的學術視野與獨特沉實的學術潛力。近年，再見金理，沉靜依然，卻時有歌聲低低傳來。是的，到復旦中文系任教前，先到歷史系做博士后研究，追求溝通文史哲、現代與當下，行文有出處的嚴謹金理，走過了冬日，雖還慢條斯理，卻已踏歌而行了。

　　全媒時代，批評何為？浮躁喧囂中，三人相攜，竟不同程度地找到了自己的“問題意識”，共同追求著一種具有歷史性與文學性的批評；而且，深入文學現場，都入選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三人同曲共鳴，彼此欣賞，當下文壇，真的是難得幾回聞。便想，正是春風得意時，三才俊是否對褒獎有足夠的警覺？是否對飄浮的欲望和誘惑有足夠的守持？是否對名利的加減與進退有足夠的明察？是否對“志業”有足夠的沉靜和耐心？古人說“辨材須得七年期”，人與樹的成長亦然，成長是一輩子的事情。想起慶祥“三人談·發欄詞”的自白：我們和前輩一樣，都不過是“歷史的中間物”，或者說不過是一座“橋”，來路茫茫，去路滔滔。對我們來說，文學既是起源也是終結：它是我們賴以理解時代、歷史和自我最合適的支撐點，最終也是我們個體生命得以展開豐富的形式。

　　他們有“歷史中間物”的理性自覺，深信也會在文學之路上清醒而堅實行走。記下這些文字，也算是一種以他們為師為友的學習機會，一種對三人行的致敬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