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獵者的道德

　　一次筆會，謝大光老師發現了我創作上的調整，給出一句判斷：“從此，你將拋棄、也被大眾審美所拋棄，再也不會老少咸宜，不會受到普遍歡迎，你將走上一條偏僻的小眾道路，甚至遭受非議，你做好心理準備了嗎？”瀑布盛大，為了蓋過喧響，我的音量比平常大，有點宣誓的調門：“當然！這是我選擇的道路，我愿意為此承擔代價。”

　　事實上，我的散文集銷量不佳，從來算不上什么老少咸宜，好在我的作品數量有限，不會頻繁給出版編輯找麻煩。從來沒有獲得的財富放棄起來非常容易，所以我態度堅決。

　　我一直偏愛口音很重的文字，無論閱讀還是創作。這使我偏離讀者，更靠近往往只存活于邊緣地帶的真理或偏見。年少時候，像許多人一樣，我或許有過類似甜軟的糯玉米階段。后來發現，為什么文摘類型的抒情散文得不到由衷的尊重？這是因為，它們更像是品德老師發出的聲音，這些“對人生有建設性的故事”，勵志，卻也限制成長。正是“老少咸宜”的安全，使人喪失孤獨的探險者才能目睹的極境。書寫某種“真善美”的文字，我疲倦，體會不到挑戰的難度與快意，幾乎是被迫的放棄。我這只軟體動物，想試試危險的壓強。即使失去外在的輿論聲援，我認了——與標準答案的出入，將是我遭遇的災難或者自由。

　　寫作是最孤獨的勞動，我因此理解不夠堅持的作家放棄藝術原則，謀求即刻顯現的安慰或獎賞。當我們的精力越來越多用于創作之外的經營，以喪失文學尊嚴的方式換取所謂聲名的另一種尊嚴，那才是真正的危機。藝術道德的受損是權力的虛幻無法修補的——我們將被審美的王國所驅逐，部分或全部地，淪為機會主義信徒。我偏愛俄羅斯白銀時代的幾位詩人，寫作讓他們失去安全、自由乃至生命，而寫作者的尊嚴，恰恰建立在這種“失去的勇氣”之中。相比之下，太想從寫作里贏得榮譽，反而容易失去寫作者的尊嚴。

　　想想自己，我亦卑怯。我的轉折不過是小數點后微不足道的調整，既不存在任何英雄主義，也無涉受害者的心理反彈。好在，我的脆弱不至于如此不堪，能夠承受得起一些貶義詞和懷疑的句子。

　　知易行難。理論上想得通，落到實踐，卻難以擺脫局限，常常受制于善良所帶來的軟弱。所以我需要一邊寫作，一邊校正自己。美，在今天不僅只是古典主義的形式，現代和后現代意義的美所產生的效果，可能未必使觀眾或讀者感到愉悅，也許是不適、震撼、乃至對抗中的反感——但美，正因掙扎而得以擴大自己的疆域。我不想混淆概念，在強詞奪理的態度中顛倒美丑，但至少，早非少年的我們應該承認，在理念上涇渭分明的美與丑，事實上存在著融合而難以言明的巨大交集。

　　我們描繪魔鬼的五官，并非由于愛慕，也許為了通緝的需要。天才的美國小說家奧康納所言：“對魔鬼的充分認識能夠有效地抵制它。”常常，對邪念矯枉過正而發育為美德。是的，那發酵的基礎，正是盡力想被自身刻意隱藏和試圖消滅的惡意。正如之所以能形成清澈的雨滴，來源于最初的一粒灰塵。瞬間萌生的邪惡，常會驚嚇到自己，于是進入無聲的自律與自懲，并在自我恐嚇中完成另類而有效的自我教育。那種惡念，重量那么輕，構不成遼闊黑暗，只是黑暗最袖珍的部分……寶貴得像一粒醞釀開花的黑種子。

　　寫作，并不能使我們駕馭萬物，我們愿望中的文字道德也無法統一世界。惟有誠實運筆，表現自身的混沌，才能把脆弱轉換成直面真相的果敢；也惟有完成這個階段，我們所追求和達至的溫暖，才具有真正的不毀之力。我知道自己寫得并不好，如果說還能有點不一樣，無他，得益于當初不算太晚的覺悟，以及不再猶疑的貫徹。

　　約翰·伯格曾這樣表達繪畫中的“逼近”概念：“逼近即意味著忘記成法、聲名、理性、等級和自我。”當我們內心受到襲擾，創作上就很難保證純粹。事實上，聲譽這種東西就像套在狼脖子上的鈴鐺，行動時帶來夸張的喧囂，將使我們無法捕獲到獵物。合格乃至優異的狩獵者，視線里只有獵物，為了完成有效的撲殺，它無懼于追隨獵物進入絕對的黑暗之境。沒有左顧右盼的膽怯，惟有堅決和堅持。寫作者和他的題材之間，應該保持這種互為危險的生死關系；那些兇險面前的止步者，輸于獵物的智慧，餓死途中。

　　一只完美的獵豹，無意于顧影自憐地欣賞自己的體態與造型，無意于清點和折算皮毛上的錢幣花紋，它在專注的追逐中甚至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作為一只熱衷模仿的野貓，我也聳立自己的背脊，讓緊張的爪鉤小心探出自己柔軟的肉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