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騰詩里有真義——評南永前詩集《我們從哪里來》

　　自1986年寫出組詩《山魂》，朝鮮族詩人南永前就一直在探索著“圖騰詩”的創作。作為人類最早的族群象征和文化符號，圖騰集中、囊括了原始思維的各種形態，在人類進化過程中，它雖然逐漸被科學思維所揚棄，卻被藝術思維所吸納。在南永前的圖騰詩中，詩人將原始圖騰與現代意識進行創造性結合，并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鮮活經驗和個體感悟，拓展了新詩創作的文化視野。在新詩集《我們從哪里來》中，南永前將自己的探索步伐繼續向前推進。詩人的視野擴展到臺灣原住民和北美印第安人的圖騰文化風情上，以詩歌營造出更加遼闊的人類生存文化時空。這些作品脫開私己的悲歡，提出“我們從哪里來”的人類尋根之問，意境浩大空闊，“跡在塵寰而志出云霄”。

　　首先來看有關北美印第安人圖騰的書寫。詩人用風趣的筆調記載了大洋彼岸人們傳統與現代相交織的生存狀況。詩作《蛇形簽名》描述的是1683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有趣的簽名”：“一位印第安部落首領/代表部落與白人簽約/作為個人簽名/這位部落首領/鄭重地畫上了一條蛇”，因為他屬于“蛇圖騰氏族”。詩人感嘆道：“這是古代與現代的一次匯合/這是現代人與原始部族的一次交流”。《斯基泰通牒》講述的是一個“遙遠的年代”的“交戰”故事，詩中寫到：“波斯王欲攻擊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向波斯王/送去了通牒/通牒畫有三個圖騰/一只飛鳥/一只土撥鼠/一只青蛙/還有五支箭”。意思是說，我們鳥氏族、土撥鼠氏族、青蛙氏族“水陸作戰皆在行”，以此來震懾對方。而在1849年，北美印第安奧吉布瓦7個氏族，聯合向美國總統送去“一份特殊的請愿書”：“這份請愿書由七個圖騰圖像組成——/鶴畫在最前面/接著是三只貂/緊隨的是熊、人魚、鲇魚”。鶴與6個氏族以線相連，“從鶴的眼里又牽出一條線，前端指向前方，后端連著后面的小湖”，表明以鶴為頭領的7個氏族，要求歸還蘇必利爾湖的捕魚權。這些圖騰及其背后的故事，生動體現了當地人民的歷史。

　　南永前還捕捉到圖騰文化的重要遺跡——圖騰柱，細致傳達出印第安人傾注其中的宗教熱忱與藝術匠心。《印第安人圖騰柱》中寫到：“將祖先的神話/神龍活現地刻在柱上/將氏族的圖騰/神采奕奕地刻在柱上/將家族的歷史/用特殊的符號刻在柱上”。圍繞“涂抹各種顏色的圖騰柱”，“戴著圖騰面具的人們”舉行儀式，“以口述以歌唱以舞蹈展現圖騰的故事”。印第安人的圖騰柱，“豎立起屬于自己的尊嚴”，“向世人展示一個古老民族的存在”。

　　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歷史及生存方式，具有很大的人類學和考古學價值。如有人所說，“不寫印第安的歷史，美國史就無從落筆”。南永前對印第安人圖騰文化現象的關注，是其詩歌經驗方式的重要轉變——即從圖騰本體的想象，延伸至大洋彼岸有關圖騰遺跡或記憶的觀察和思索，形成若干新的靈感與意象。他筆下重現的印第安圖騰文化的風采，不僅打開了南氏詩歌新的視界，而且在古樸傳統與現代文明的對比中激發出濃郁的詩意反思。如同《印第安人生態宣言》里西雅圖酋長“以詩的詞句回應欲收購印第安土地的美國政府”。

　　在有關臺灣原住民的詩作中，南永前著重要表現的是他們對自然的愛護與敬意。詩作《達悟老海人說海》以第一人稱講述達悟人對大自然的依戀：“一輩子在大海里闖蕩/一輩子得到大海的賜予/大海養育了我的所有族人/大海也造就了族人海的品格。”《巴嫩祖母》記下的是人蛇通婚的圖騰神話。魯凱人巴嫩祖母，年輕時看中的“那一位”，“是一條不能直呼其名的蛇”。“巴嫩新娘出嫁的那一天/由‘那一位’新郎引路/在族人依依不舍的目光中/消失于祖靈的湖泊。”人與蛇的這種情義，在魯凱人看來美麗而神奇：“慢慢，慢慢‘那一位’/還演化成空中盤旋的蒼鷹/巴嫩祖母還托夢說——/白鷺鷥在你們頭頂飛翔/那是我對你們無限的懷念”。《陶壺》一詩，蛇和白鷺鷥干脆成了魯凱人“生命的圖騰”。《云豹》著意標舉原住民對自然生態的呵護。魯凱人祖先多次得到云豹“哩咕烙”的救助，于是“至今所有的魯凱人”，“從不傷害哩咕烙/從不穿用哩咕烙毛皮做的衣服/從不戴有哩咕烙牙齒的花冠”，因為“哩咕烙給了我們做人的尊嚴”。這些作品中的神話傳說怪誕奇異，具有一種滄桑的意味。

　　實際上，在南永前看來，人與自然為親緣，這是世界的本相。人與自然的親緣關系，是圖騰詩的母題。因此，在組詩“人間情·自然情”、“海峽兩岸情”中，這個母體依然延續著。在《駱駝泉》中，一支攆著駱駝、趕著羊群的族群，頂著烈日風沙，“不知越過多少座沙漠”，也未找到“理想的棲息之地”。詩人接著寫到：“一日清晨/吉祥的白駱駝不見了/在一片綠茵茵的草叢/有一眼噴泉唱著歡歌/白駱駝在那里/凝為一尊站立的化石”。“駱駝泉”的故事，引出了撒拉爾人“一千多年前的遷徙史”。《天鵝女》中的故事更加優美。年輕的將領哈德爾哈力沙，“負傷昏倒在沙漠的血泊里”，“飛來一只白天鵝/給他嘴里滴水/為他擦洗傷口/還將他馱到陰涼的哈孜湖邊”。天鵝變成“無與倫比的美女”，他們喜結良緣，“有了兒子：取名哈薩克”。哈薩克長老說，“我們是美麗的白天鵝后裔”。動物竟能關涉人類族群的存亡成敗，看似荒誕的圖騰神話，卻蘊含著先輩生存延續的奧秘，即大自然是人類生存的根本。在《小白花的送別》中，長期患病的老藝術家愛花如命，就在他病逝的那天，花兒好像感應到了主人生命的停息，“第二天早晨/打蔫的小白花/夢幻般盛開了四十二支花朵/開得那樣素白/開得那樣豐盈/花瓣上似乎還掛著晶瑩的淚珠”。似乎是奇跡，但又是“花”之常情。

　　圖騰、自然、人類……當這樣一系列詞匯出現自己的詩歌中，詩人不禁問起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從哪里來？”這樣的問題在他的多首詩作中都有體現。《人間情》啟篇發問：“在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家/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自然情》也是開頭就提出：“在我們這個地球的家/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回答是“祖先的生命河流”、“自然母親”……然而，當今世界的現實是，“自然母親”病了，人類的破壞使得生存環境遭到污染。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詩人強烈呼吁“人間情”、“自然情”，重尋“共同的祖先”，努力恢復各民族的“兄弟關系”。

　　最后，我想談談這部詩集在藝術上的特點。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蘇東坡曾說：“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寫詩亦如此。南永前圖騰詩不乏“氣象崢嶸，五色絢爛”之筆觸，但其近作似乎更趨向于古樸沖淡的風范。在《柯爾克孜》一詩中，國王的40個女兒因吞食“水泡”而懷孕，“四十個姑娘生了四十個孩子”，“從此有了柯爾克孜人”。神話的樸素與民間色彩，敘述的簡約與傳奇性，顯然借鑒了民族史詩平中見奇的筆法。《雨中消失的人》一詩寫到：“與大山為伍的魯凱人相信/只要這群可敬可畏的親人在/祭祀祖靈的豐年祭不會休止/女人頭戴的百合不會凋零/男人吹奏的鼻笛不會沙啞/那孕育魯凱人生命的陶壺/永遠美如燦爛的朝霞”。重新走進“高山叢林”的后代有志者，胸中郁結著對祖先文化的深沉思念，作品重述的魯凱人的自然信仰，古樸、執著而美好。《蛇紋文面》記載了“蛇氏族”后裔文面的奇舉。他們盡管被看成“活化石”，但是“面對現代文明對古老文明的沖擊/文面的泰雅老人不免有些失落/但那臉上的蛇紋/仍在一舒一展”。幽默與酸楚之間，透露出泰雅人“認祖歸宗”的堅定意志。

　　詩風與詩人的美學觀念密切相關。南永前一直關注儒家“天人合一”、道家“順應自然”思想的衰落，呼喚世界“圓融”。其實，這正表明他試圖將儒、道、釋三家觀念集于一身，倡揚與自然親和的“天人合一”，執著于“道法自然”，以求達到人與世界“圓通”的境界。詩集《我們從哪里來》就自始至終貫穿著這樣的信念。

　　也許詩歌無力改變世界，但它可以啟迪、喚醒人類的良知與愛。南永前寄希望于圖騰文化精神的傳承，由衷體現了他作為一個民族詩人的擔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