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烏魯木齊到東莞

　　《工廠女孩》和《雙重生活》是一對姊妹花，是我南下3年生活的刻骨記憶。我寫我，也寫女工；寫我的生活場，也寫我所觀察到的周圍的生活場。這一切，因我的心態發生了改變，也變得有了深意。人到中年，南下討生，其跌宕、其心酸、其艱難，都被放大了很多倍。這種刺目的感受融會到文字，便帶血帶淚。我所寫的南方生活，不是單純的南方，而是因為北方那個浩大的背景；我之所以要“這樣”寫南方，是因為我曾在北方有過“那樣”的經歷。

　　有一天傍晚，在東莞莞城，我推著自行車等綠燈，旁邊是兩個老年婦女，面色黧黑，赤腳穿涼鞋。一個用粉色布袋兜著個嬰孩，另一個，從塑料袋里捏出蛋糕，往孩子嘴里塞。孩子吃著，又四處看風景，婦人便發出一串呢喃——那從乳房干癟，頭發灰白，手背青筋暴露的軀體內發出的呢喃——熱烈急促，飽含深情，不可自控。我聽不懂她說的詞義，但我懂她在示愛；那愛波濤洶涌，不求回報。我想起在新疆喀什葡萄架下的土屋，孩子們圍著卡龍琴、艾捷克、手鼓，跳起刀郎舞的場景。那些黑眼睛紅嘴唇的孩子，嘰咕著、嬉笑著、旋轉著，我也聽不懂他們說的話，可我的周身都被歡樂包裹，和他們一起旋轉。由此，我洞悉出一個秘密：人和人之間的差異，不是以公里計算，而是以毫米計算。

　　何以烏魯木齊和東莞都成為敏感詞？何以當你聽不懂別人說的話時，便武斷地認為自己更聰明？何以你總是恩主，別人總是乞丐？何以你的邊界，只是你的街區、你的辦公室、你的地圖、你的母語世界？在你之外的更大族群，需要你潛心靜聽。當我聽到那老婦呢喃，看到孩子們跳刀郎舞便知——真的沒有什么更大的障礙。只需要我們更耐心、更安靜、更平和。我們太容易被一種生活、一種觀念所催眠。我們認為一種生活最好，是因為我們沒有呼吸過另一種空氣。只有突破邊界，突破那個固定的一元性，才能讓視角多元化，才能對自己進行拯救。

　　離開新疆后，我突然明白，也許無根便是遷徙獲得的惟一自由。置身異域，周遭驚詫，那種蝕心刻骨的孤獨，如無親歷，很難理解。我像走在一條甬道，一點點向前，四周暗黑，只胸腔里的這口氣還提著，呼哧呼哧。我終于可以藏身陌生，變得無比輕松，說我喜歡說的話，做我喜歡做的事。當我背叛了出生地時，并未背叛精神上的故鄉；而我要在這背叛的罪名中，赤足滴血地踏出條生存路。

　　每日凌晨，我聞雞起舞，坐在小小的書桌前，開始工作。這是一種聽從于自我的自由寫作。我不僅把寫作當作事業，更是職業。盡管寫作帶來的現實利益少得可憐，但這種堅持，依舊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我靠直覺寫作；我一直信任我的直覺。我在自己的直覺中尋找主題，落筆時，只是一個模糊的想法，隨著寫作深入，它變得越來越清晰。我按自己的理解力去寫，不敷衍、不搪塞、不虛飾，在每一個字詞上嘔心瀝血，讓它們精微別致，混合著我的體溫。

　　我的全部寫作，都是為了打通自己內部的世界地圖。雖然新疆面積廣大，但我在那里的生活是隔絕的，這種生活所帶來的思維習慣影響了我很長時間。若我沒有突破那個邊界，我將永遠無法以另一種角度回望。關于血緣、族群、貧窮、卑微……這些我要梳理的題材，源自我的孩提時代——那個葡萄架下女孩的困惑。隨著南遷，敘述技巧和感受力都獲得了進步，我將它們統一在我的作品中，一點點獲得呈現。

　　我苦苦思考寫作的秘密。有一天，走過東江，生出幻覺：所有的河水陡然干枯，河床呈沙漠狀時，一切都變得簡單了起來。寫作呈現出它的獨特魔力——我記憶中的素材，在我當下的生存語境里，找到了各自的對應物：盒飯/抓飯，大海/沙漠，陌生人/客人，超市/巴扎，嶺南/中亞。這種對應物的排序越來越長，幾乎無法在幾篇文章中完成，最終，變成了《工廠女孩》和《雙重生活》。雖然它們的緣起都是靠直覺，但卻全都出自我的密切觀察——我將身體作為刀刃，探入生活的臟器內，獲取了一塊微小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