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家死了

　　德國“文學教皇”馬塞爾·賴希-拉尼茨基：

　　批評家死了

　　今年9月18日，德國文學批評家馬塞爾·賴希-拉尼茨基逝世，享年93歲。9月26日，包括德國總統、黑森州州長、德國猶太協會副主席、德國最大報紙《法蘭克福匯報》發行人在內的幾百名社會政要、名流出席了在法蘭克福中央公墓為他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正式的追悼大會于10月在德國的政治-文化圣地——法蘭克福保羅教堂舉行。

　　賴希-拉尼茨基說過，沒有警車出現的葬禮沒有意思。9月26日的法蘭克福中央公墓出現了警車和安保人員，在保羅教堂為他舉行追悼大會時，一定有更多的警車和安保人員出現——賴希-拉尼茨基對其死后待遇的隱含期待如愿以償。

　　賴希-拉尼茨基是聯邦德國最最有名、最最重要的批評家，而且堪稱批評界的“孤本”。他的去世，不僅造成德國文壇，也造成世界文壇一道獨特風景線的消逝。作為文學批評家，他創造了多項世界之最。他是知名度最高的批評家，在德國幾乎家喻戶曉，據民調顯示，98%的德國人知道他的名字，甚至連出租車司機也能把他認出來；一位批評家說他是聯邦德國“人們讀得最多、最令人生畏、最引人注目，所以也最招人恨的文學批評家”，一位小說家對他做過一句笛卡爾式的評論：“他評論我，所以我存在。”美因茨科學及文學院在給他的授獎證書中不僅盛贊他“把文學變成了一樁公共事務”，而且“估計沒有一個西德的男作家或者女作家不曾夢見過賴希-拉尼茨基”。賴希-拉尼茨基成為作家們的大夢，主要因為他的評論嚴重影響圖書市場：得到他贊賞的，圖書銷量自然飆升；被他損毀的，人們會產生好奇心，所以銷量依然可觀，屬于不幸中的萬幸；遭遇他的漠視和沉默，才是最大的不幸。他的自傳《我的一生》出版不到4年，本土銷量就突破百萬大關；馬丁·瓦爾澤的《批評家之死》因為以他為主人公原型，所以未及出版就引起一場席卷全國的文學-政治風波。卷入其中的，不僅有學者、媒體人士及普通讀者，還有多位政治家，以及君特·格拉斯這樣的文學家和哈貝馬斯這樣的哲學家。賴希-拉尼茨基死后，德國總理默克爾說：“我們失去了一位文學之友，但同樣失去一位民主之友、自由之友。我會思念這個激情澎湃而又才華橫溢的優雅的人。”德國發行量最大的花邊小報和路邊小報《圖片報》在其頭版顯著位置對賴希-拉尼茨基之死進行報道。其地位之高、人氣之旺，由此可見一斑。

　　賴希-拉尼茨基出生在波蘭。父親是波蘭猶太人，母親是德國猶太人。他在波蘭上小學，在柏林念中學，1938年被納粹德國遣送回波蘭。1943年他成功逃出華沙的猶太人“隔都”，因此幸免了特雷布林卡的毒氣室，他的父母卻未能躲過。他被波蘭的普通百姓藏匿兩年，直到被蘇軍解放。隨后他參軍加入蘇聯共產黨，戰后成為東方陣營派駐西方的諜報人員，后來又被外交部解雇，被開除出黨。1958年，他利用出國之機移居西德，進入德國文學評論界，并很快成為一名活躍的批評家。在隨后幾十年的文學評論生涯中，兩段歷史尤為重要：一是1973年至1988年，拉尼茨基擔任《法蘭克福匯報》文學部主任；其間不僅撰寫了諸多影響甚大的文學評論，而且前后邀請作家、學者、評論家對1500首德語詩歌撰寫評論(相關文章全部收錄進《法蘭克福詩集》)，產生了廣泛影響。二是1988年到2001年，他為德國電視二臺做電視書評節目《文學四重奏》，采取“3+1”的形式，即三個固定嘉賓加一個神秘嘉賓，而且總在周日下午播出。在這個幾乎具有萬人空巷效果的節目里，他永遠是紅花，其他人永遠是綠葉。他對文學事業所作的巨大貢獻得到德國社會的廣泛認可，成為掛滿勛章的文學批評家，獲得的各種獎項和榮譽頭銜達30多種。

　　賴希-拉尼茨基是一個神話、一個奇跡。這樣的神話和奇跡，別的國家沒有，中國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可能出現。賴希-拉尼茨基現象值得我們觀察和思考。

　　首先，他是一個旗幟鮮明的為讀者服務、走群眾路線的批評家。他的批評活動面向讀者而非作家，他自視為民眾的代言人而非作家的良師益友(而歌德、赫爾德等人希望批評家成為作家的創作顧問)。他就像羅馬帝國的保民官，率領民眾站在作家作品的對立面，以民眾和文學的名義去質問作家、去評論作品。在他那里，民眾與文學似乎是同義詞。對于賴希-拉尼茨基，選擇讀者做服務對象并不意味著選擇下里巴人或者媚俗。他底氣很足，他有尚方寶劍——啟蒙精神。拉尼茨基最崇拜的時代是啟蒙時代，他最崇拜的批評家是德國啟蒙運動主將兼文學批評之父萊辛。啟蒙的一個基本理念，就是面向大眾，走向民間，開啟民智。賴希-拉尼茨基認為批評家的使命，就是讓文學走進千萬家。啟蒙理想決定了他的審美趣味。他反對晦澀和故弄玄虛，厭惡崇高狀、深沉狀、神圣狀，所以他很不欣賞荷爾德林這類深得哲學家青睞的詩人，所以他歡呼海涅等猶太裔作家給德國文學帶來一股新風，讓德國文學有了機智、幽默、輕松。他自己的語言也是生動活潑，通俗易懂。應該說，他的做法符合啟蒙精神和啟蒙邏輯。你既然要為民眾服務，你就應該使用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和語言。否則，不可能贏得身后千萬民眾的掌聲與喝彩。

　　其次，他是一個搶占了道德高地的批評家和批評殺手。賴希-拉尼茨基對于批評的社會功能和政治意義有著超乎尋常的清醒認識。他告訴人們，不受限制的文學批評是現代社會、自由社會和民主社會的標志。批評繁榮的社會是光明的社會，批評蕭條的社會是黑暗的社會。啟蒙運動是文學批評的搖籃，納粹德國是文學批評的墳墓。在第三帝國，“藝術批評”(Kunstkritik)被“藝術鑒賞”(Kunstbetrachtung)所取代。此外，他對批評文風也有明確要求。他說過，每一篇名副其實的批評，都是論戰式批評。批評家應該把話說透，哪怕這會讓作家致傷、致殘或者致死——給作家“頒發死亡證書”屬于批評家的天職。他的一針見血論不乏哲學認識論依據。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里面就有一句讓他如獲至寶的話：“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此外，他有批評前輩做榜樣。譬如，施雷格爾把批評定義為“殺死文學中的行尸走肉的藝術”，瓦爾特·本雅明聲稱“能夠毀掉作家才能做批評家”，庫爾特·圖霍爾斯基則直言不諱想給他的批評對象“造成傷害”，等等。對于為人要厚道、說話要留余地等人生哲學和道德戒律，賴希-拉尼茨基既有先天、又有后天免疫力。所以，他在批評實踐中不免下重手、下狠手。瓦爾澤的小說《愛的彼岸》，不僅被他定位在“文學的彼岸”，他還希望這本書“盡早被人遺忘”，這樣“對他好，也為了我們自己”；瓦爾澤的一個劇本上演之后，他斷言“瓦爾澤肯定是才智多于想象。他的耳朵比他的眼睛管用，他一再證明自己長于說理而非形象塑造”。評論君特·格拉斯的《說來話長》，他上一句話還在夸某一段落寫得如何好，下一句話卻抱怨說“這本781頁的書就這5頁拿得出手”。彼特·德·門德爾松為托馬斯·曼立傳，前半生就寫出了1000多頁。為此，賴希-拉尼茨基不僅稱他為“檔案管理員”和“宮廷書記官”，而且斷定他“跪在地上寫作”。

　　賴希-拉尼茨基為之頒發死亡證書的作家，可以占用一個公墓；被他批評致殘的，可以成立一個傷殘協會。難怪這個批評打手和殺手要成為人們的談資和藝術創作素材。他的綽號很多，如“文學教皇”、“外科醫生”、“法官”、“裁判”、“異端裁判官”、“魔王”、“死神”，等等；他作為撕扯圖書的斗犬上過《明鏡》周刊的封面(電腦合成圖)；在迪倫馬特創作的一幅漫畫上面，他手握類似長矛的巨型筆桿蹲在一堆骷髏后面；彼得·漢特克在其短篇小說《圣維多利亞的教訓》中把他描繪成一條大丹犬，該犬因長期生活在“隔都”(Ghetto)即自家院落而失去溫和特性，變成“行刑民族中的杰出一員”；被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了幾十年的瓦爾澤，不僅用《批評家之死》對賴希-拉尼茨基其人其作進行了藝術解構，而且在一次采訪中做了一個與漢特克的大丹犬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評論：“其實每一個受他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對他說：賴希-拉尼茨基先生，就你我的關系而言，我才是猶太人。”漢特克生活在奧地利，所以他的小說沒有引起爭議。在談猶色變的德國，瓦爾澤一度受到鋪天蓋地的指責。為了順應洶涌的聲討浪潮，賴希-拉尼茨基將瓦爾澤劃入歌德打狗隊：歌德高喊“打死他，這條狗，他是一個書評家”，瓦爾澤——他對《批評家之死》的解讀——喊的是“打死他，這條狗，他是一個猶太人！”《批評家之死》在2009年已經再版，反猶說自然破滅。需要補充的是，對賴希-拉尼茨基而言，這種三個回合對批評的批評的批評并不典型。在一般情況下，他對作家們的反應不予理會。在他眼里，作家都是納喀索斯。自戀決定了作家的人際關系和人生態度。文人之間，要么相輕，要么“你喊我歌德，我叫你席勒”。作家對批評家，更是赤裸裸的功利主義，所以，他非常欣賞盧卡契的總結：“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好’批評一般都是贊揚他或者貶低其對手的批評，‘壞’批評就是指責他或者支持其對手的批評。”

　　再者，賴希-拉尼茨基是一個輕視文學理論、立足文學本體的批評家。作為批評家，他屬于比較罕見的“草根”出身。納粹德國時期的柏林洪堡大學不接受猶太人，天才加勤奮，令自小酷愛文學并且有文學批評沖動的賴希-拉尼茨基最終自學成才。不過，站在學院派出身云集的批評家行列里面，他就像一只白色的烏鴉。他與眾多批評家同行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批評文字缺乏理論也不講理論。拉尼茨基常見的批評套路顯得很傳統，很18世紀，因為他喜歡傳記——心理研究，喜歡佐以大量高級八卦和花邊。許多學院派據此認定他的思想簡單而膚淺，把他視為單純的娛樂大師。這種看法一半來自學術慣性，一半來自妒忌心理。事實上，拉尼茨基的頭腦非常清醒。他對文學和文學批評的認識遠比99%的學院派深刻而且到位。譬如，他承認批評活動具有派生性、服務性、寄生性，把批評家定義為專事“把非理性的語言翻譯成理性語言”的譯者，而且他承認這種翻譯多半非常蹩腳，因為理性語言“永遠點不透藝術品”。又如，評判作家作品的時候，他永遠把可讀性放在第一位，他也知道可讀的基礎是什么，所以他特別欣賞像泥鰍一樣滑不溜秋的反諷和手持弓箭的厄洛斯(丘比特)。不會反諷的作家，不寫愛情或者不擅長寫愛情的作家，十有八九會受到他的奚落或者冷落。他的品位，多半是托馬斯·曼和卡夫卡作品熏陶的結果，這兩位數一數二的德語文學大師使他明白了什么是文學。也許正因如此，他的審美標準得到廣泛認可。在他逝世的當天，《南德意志報》就已親切稱他為“教會我們閱讀的人”。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賴希-拉尼茨基是反諷家，他創造了一個不無反諷意味的奇跡：一方面，他自稱要忠于本職工作，所以他不做兩棲類批評家，既不寫小說也不寫詩歌或者劇本。另一方面，他卻不聲不響地脫離了服務行業，他不再是作家的翻譯和中介，他成為自己的翻譯和中介。結果，讀者和觀眾不再關注他評論的作家作品，而是把注意力轉向他本人，因為他的批評已經變成精彩的創作和表演。誠然，賴希-拉尼茨基有不俗的文學品位，對于作品的優劣有基本判斷。但正如他說歌德太有藝術氣質而不適于做藝術鑒賞，他本人也囿于其鮮明的審美個性而無法做每個人的伯樂。面對新人新作，他看走眼的記錄很多。日后獲諾獎的君特·格拉斯就未能入其法眼。然而，成千上萬的粉絲們不在乎這個。他們只顧欣賞他的表演，只想看他如何調侃、如何諷刺、如何挖苦他不喜歡的作家，他由此成為文壇不倒翁。

　　批評家賴希-拉尼茨基的獨立奇跡有另外一個奇跡做基礎。這就是把神圣和娛樂合二為一的奇跡。賴希-拉尼茨基以文學即神圣的名義質問作家：你為何對不起文學？對不起渴望看到偉大文學的讀者？對不起本該創造偉大文學的你自己？問訊者賴希-拉尼茨基的表情是嚴肅而凝重的，他的懲罰是厲害而殘酷的——他對作家的嬉笑怒罵常常近于酷刑。但與此同時，他和他的觀眾對一個事實心知肚明：這是表演，這是娛樂。最終，一切嚴肅與神圣都被掌聲和笑聲消解。賴希-拉尼茨基的文學批評似乎是經典的后現代批評，但是在他批評的時候，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歡樂的是讀者和觀眾，還有他自己；悲愁的是作家。

　　在9月26日的賴希-拉尼茨基遺體告別儀式上，只有兩位曾經被他大力提攜的女作家出現，其他作家不見蹤影。